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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与殖民地改革运动（第3页）

，因此，殖民地贸易的垄断从根本上说是有害的，它应当让位给一种普遍的自由贸易的制度。

[13]

边沁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对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兴起无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著名的曼彻斯特学派不仅积极投身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而且呼吁殖民地的自由，并将边沁、密尔关于殖民地是国际冲突和战争根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提出了自由贸易会消除国家间矛盾与争斗的观点。

与此同时，作为功利主义学说（Utilitarianism）的创始人，边沁出版于1776年的《政府片论》一书中关于主权问题集中阐述的思想、特别是其著名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的功利主义原则，与他的自由贸易主张一起，对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边沁、密尔和李嘉图为近代英国思想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但他们毕竟只是学者、思想家而不是实践家，对于帝国和殖民地这样的现实问题，他们所作的多是学理上的分析，所给出的答案也是抽象的理论推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理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只能是间接的和渐进的。

比较起来，真正在英国政坛和社会拥有影响，并直接推动英国殖民地政策变革的，是一批被称作殖民地改革家的自由主义激进派人物。

这些殖民地改革派又被叫作“30年代的理论家”

，是一些政治立场激进、信仰坚定、对帝国充满热忱的人。

他们抱着强烈的兴趣和帝国情感研究殖民地出现的问题，认为“旧殖民制度是有害的、完全错误的”

，试图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用审慎明智的实践去取代它，从而解决各种殖民地已经暴露出来的麻烦。

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因此称他们是“激进的帝国主义者”

。

殖民地改革家的主要成员有达勒姆伯爵（EarlofDurham1792—1840）、韦克菲尔德（EdwardGibbonWakefield1796—1862）、布勒（CharlesBuller1774—1848）和莫尔斯沃思（WilliamMolesworth1810—1855）。

他们的出身和个人经历很不相同，但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对帝国统一的自觉捍卫。

殖民地改革家们对当时英国殖民部的集权统治政策非常不满，对殖民部官员及其作风作了极为尖锐辛辣的批评，广为流传的讽刺性称号“母国先生”

（Mr.Mother）就是他们的发明。

他们对殖民地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呼声表现出同情与支持，认为帝国与殖民地之间那种“旧的僵硬严格的纽带，既虚弱易碎又令人恼怒”

[14]，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只要殖民地实现地方政府自治，就能避免帝国的瓦解，即便这种自治带来了分离，至少也会和平地发生。

[15]殖民地改革家们人数并不多，但提出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切中时弊，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因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很大。

通过议会演说、发表著作、社会鼓动、提交报告、亲身实践，他们把自己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与主张，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在19世纪英国殖民政策重大变革的关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殖民地改革家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激烈抨击，集中在帝国对殖民地的集权式统治，殖民部官员对殖民地事务的专横与无知，殖民地土地政策以及澳大利亚的罪犯遣送制度等问题上。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对殖民地的政治管理基本上是宽松的，亚当·斯密就曾指出：“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说，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在一切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样有个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这种自由。”

因此，美洲殖民地人民事实上享受着政治自治权，甚至“比在母国更为平等”

。

[16]

美洲的丢失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帝国角度来说，为了纠正错误，防止重蹈覆辙，避免再出现“过度的民主”

，英国的政治家几乎本能地倾向于加强对帝国的政治控制，1791年《加拿大宪法法案》的精心设计，就是这种倾向的典型体现。

从殖民地角度来说，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是帝国新建立起来的移民殖民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还很落后，对英国的依赖还很强，其历史进程与北美13个殖民地也有很大不同，美洲式的自治传统和实践都未得到充分发展，英国在加拿大的新体制得以顺利推行就是证明。

因此，19世纪初期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强化帝国权力的特征。

殖民部官员以及派往各殖民地的任职者是招致激烈批评的另一个因素。

作为政府的重要机构，英国殖民部的历史出人意料的短。

它成立于1801年，正式的名称是陆军与殖民地部（theDepartmentofWarandtheies），尽管直到1854年才与陆军部相分离，但由于1815年之后它的主要职能是处理殖民地事务，因此一直被称作“殖民部”

（ialOff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