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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达勒姆报告与加拿大责任制政府的建立（第3页）

在英国政界人士中，相当多的人一直认为，正是由于代议制政府削弱了大不列颠对13个美洲殖民地的政治控制，才最终导致了它们的独立，因此，人们对殖民地任何涉及政治权力的改革要求都极为敏感和反感。

其次，是对日益强大的美国始终心存恐惧。

从加拿大人掀起政治改革运动起，英国社会就出现了对加拿大未来前景的预测，1825年，《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载文称：“任何人都知道，加拿大必定在不远的将来被合并于美洲共和国。”

[40]在英国统治集团中，对加拿大有一天可能被美国吞并的忧虑，成为一个摆脱不掉的噩梦，而加拿大殖民地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向往，更加剧了帝国政治家的这种恐惧心理。

最后，是英国统治阶级所特有的帝国情结。

两百多年的帝国海外移民拓殖与扩张历史，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强烈帝国精神的英国人，对他们来说，拥有海外殖民地不仅仅牵涉到帝国的商业利益，它更代表着英国人的荣誉与自信。

例如，1828年赫斯基森在下院发言强烈反对放弃加拿大，宣称“加拿大的意义不是用英镑、先令、便士来衡量的，它是英国人勇气的最骄傲的纪念品，是英国人信念的特征，英国人姓名的荣耀”

[41]。

赫斯基森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当时英国政界大多数人的立场。

托利党和辉格党对殖民地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但他们都不接受责任制政府，而赞成母国对殖民地的主权。

[42]在加拿大起义过去好多年以后，19世纪中期最有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Mill1806—1873）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已不能为母国牟利时仍“插手殖民地内部管理的坏习惯”

严加批评：“我们继续折磨着他们，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而是为了殖民者中一部分人或一派人的利益，而这种坚持对殖民地专权的做法……让我们付出了加拿大叛乱这一代价。

英国像一个缺乏教养的兄长，他仅仅为了习惯坚持虐待弟弟们，直到其中的一个用勇敢的反抗警告他停止那样做，尽管力量悬殊。”

[43]

1837年发生的这两次分别由上、下加拿大激进派领导的武装起义，组织极差，规模极小，时间极短，几乎不值一提，说它们是起事而不是起义可能倒更为贴切。

首先行动的是下加拿大，帕皮诺仿效当年反抗英国的美国人，成立了“自由之子社”

，进行宣传鼓动，遭到政府通缉后逃亡美国，因此起义实际上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进行的，从1837年11月底到12月初，没有几天就在英国军队的打击下结束了。

起义发生在民族对抗情绪最激烈的蒙特利尔周围地区，尽管法裔加拿大人同情起义者，却并没有支持起义。

上加拿大起义甚至不能与下加拿大相比，1837年12月初，麦肯齐和他的几百名支持者聚集在多伦多郊区，准备乘军队派往下加拿大镇压起义之机推翻政府。

而迅速召集起来的民兵只用了20分钟就驱散了起义者，麦肯齐也逃往美国。

上加拿大起义不仅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遇到公众舆论的敌意，因为不管是温和改革派还是普通居民，并没有打算割断与英国的联系，他们希望的是政治改革而不是诉诸武力[44]，显然，上、下加拿大的起义根本不具备任何成功的条件，它们能够起到的只是对英国统治集团的警醒作用。

1837年上、下加拿大爆发的起义本身虽然微不足道，在英国产生的震动却相当大，英国舆论对在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年发生的殖民地叛乱普遍感到震惊，政治家们仿佛又看到了半个多世纪前在美国出现过的情景。

显然，为了防止悲剧再次发生，对殖民地人的改革要求不能再熟视无睹了。

墨尔本（WilliamLamb，2ndViselbourne1779—1848）政府任命自由党内素有“激进杰克”

[45]之称的达勒姆伯爵为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总督、高级专员和整个英属北美各殖民地的大总督，派他前往加拿大进行调查。

达勒姆伯爵本名约翰·乔治·兰姆顿（JeLambton1792—1840），1833年被授予伯爵爵位。

他是格雷首相的女婿，著名的激进自由主义者，边沁功利学派的信徒。

在第一次议会改革运动中，达勒姆担任改革法案起草委员会主席，对议会改革法案的起草起过重要作用。

作为议会改革时代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达勒姆曾被同时代的人认为会成为未来的首相。

[46]1833年他从格雷内阁退出，之后成为国内改革派的非官方领袖，并始终倡导殖民政策的改革。

接受任命后，达勒姆邀请韦克菲尔德和查尔斯·布勒作为自己的顾问，两人都以呼吁在澳大利亚实行自由主义殖民政策而闻名，韦克菲尔德是系统殖民理论的创立者，布勒则是新南威尔士爱国者协会的代表和下院罪犯遣送制度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达勒姆于1838年5月抵达加拿大，对起义者采取了安抚宽容政策，除少数几个流亡美国的起义领袖被禁止回国外，所有的起义者都被免于起诉。

同时，达勒姆广泛听取上、下加拿大的各种不满与建议，研究了温和派领袖罗伯特·鲍德温关于责任制政府的备忘录，力图找到发生**与叛乱的源头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殖民地改革集团原本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去实践自己的改革理论与主张，但因达勒姆本人易于激动的个性，使他的任期只持续了五个月。

他将八名起义者判决流放英属百慕大的做法，使国内政敌找到了攻击他的口实[47]，墨尔本政府不仅不支持他反而也指责他的行动，这使达勒姆处境尴尬，于是愤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