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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达勒姆报告与加拿大责任制政府的建立（第6页）

据此，一部分研究英帝国史的学者在二战后对《达勒姆报告》的意义提出了质疑，认为长期以来英国和加拿大史学界对报告的评价名不副实：“责任制政府并不是由达勒姆发明的，说达勒姆报告指引了通往自治领和现代英联邦关系的道路是个错误。”

其主要论据是：（1）“殖民地政治体制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转变，完全是无计划的，其结果也与达勒姆所设想的很不同，它涉及到英国政治家们立场的根本转变”

[64]；（2）“报告事实上在当时的英国舆论中并未引起多少注意……英国大臣们的观点并未受到达勒姆建议的很大影响，他们已经独立地认识到在加拿大某种形式的联合是必要的，辉格党内阁最后作出选择，更多的是基于罗素的倡导而不是达勒姆的建议”

[65]。

客观地说，这些描述与分析并不违反历史的真实，但它的结论显然缺乏说服力，因为，它撇开了大的历史发展脉络，过分纠缠于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

事实上，重新讨论《达勒姆报告》在北美殖民地实现自治政府进程中的作用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达勒姆报告》提出后不到十年，责任制政府的原则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得到确立，这充分说明，当时各殖民地建立责任制政府的条件已经成熟。

作为殖民地改革家和自由主义殖民政策的倡导者，达勒姆的功绩在于：旧的帝国观认为，只有进行严密的控制才能保证殖民地与母国的联系，而达勒姆则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意识到“自由要比屈从更加能培育出忠诚”

[66]，只有给殖民地以某种形式的自治，英国才能继续统治其北美属地，帝国才不会重现殖民地与母国脱离的一幕。

至于后来加拿大及其他殖民地是否完全按照达勒姆的各项建议，实现了责任制政府和自治，并不应当作为我们评判的主要标准。

当英国还没有迈过告别重商主义、告别旧殖民制度的最后门坎时，当许多政界重要人物都还固守着美国独立带来的教训，认为殖民地自治与帝国的团结统一犹如水火不能相容时，达勒姆从相反的方向指出，自由才是保存帝国联系的手段，改革才是维持帝国统一的出路，建立责任制政府恰恰能维护帝国的团结。

在19世纪英国的知名政治家中，达勒姆是最先倡导自由主义殖民政策的人，因此，他是倡导自由主义英帝国政策的先行者。

对于殖民地的自治要求和《达勒姆报告》的建议，英国统治阶级集团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更多的是出于感情上的抵触，而非冷静而理性的思考。

19世纪末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约翰·西利（JohSeeley1834—1895），在他那本可称为英帝国史开山之作的《英格兰的扩张》中，曾经着力分析过英国不愿对旧的殖民政策进行改革的原因：“只要有可能母国就天然地维持着旧制度，因为去触碰它是危险的，即使最小的改变也将损害把殖民地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67]

西利所指的是英国人面对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对母国日益不满时的态度，但我们看到，它与进入19世纪后英国政治家拒绝改革殖民地政策的立场并无不同。

早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际，亚当·斯密就说过：“英国人民对母国与殖民地决裂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西班牙无敌舰队或法国侵袭的恐惧。”

[68]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独立的阴影还像噩梦一样在折磨着他们，传统的帝国观念还在束缚着他们，维护帝国的统一，防止殖民地与母国分离，成为英国人心中一个不解的情结，因此，只要殖民地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本能地作出激烈反应。

然而，历史毕竟已经前进到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毕竟已经得到广泛传播，当英国出于自身利益决心冲破重商主义传统的最后束缚，旧殖民制度已是日暮途穷时，允许殖民地按照自治原则建立责任制政府，就不再像洪水猛兽那样让人害怕和无法接受，而是英国实现自由贸易之后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

英国的政治家们一旦发现改革实际上不可避免，而且并不必然导致殖民地的分离，便迅速摆脱旧帝国观的思维定式，转变了对责任制政府的立场，殖民政策的改革因此表现出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之势。

事实上，英国统治集团虽然拒绝了达勒姆关于允许殖民地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建议，却吸取了当年英国政府实行高压政策最终导致北美殖民地独立的教训，采取一种让步政策，力图在不给予责任制政府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缓解各种矛盾，以求得到加拿大各派的支持。

例如削弱殖民地旧特权集团的政治权力，将殖民地改革派吸收进行政委员会，等等。

这种让步政策说到底就是进行逐步的政治改革，它实际上起到了向责任制政府过渡的作用，同时也使掌管殖民地事务的政治家和总督们，认清了责任制政府只会加强殖民地与帝国间的纽带这一事实。

在实施上述渐进改革过程中，1839年时任殖民地大臣的约翰·罗素和加拿大成立联合省后的头几任总督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40年英国议会通过联合法案，次年加拿大联合省成立，原上、下加拿大分别被改称为西、东加拿大，第一任总督为接替达勒姆职位的西登汉勋爵（LordSydenham），他充分利用罗素授予的可改组殖民地行政委员会的权力，逐步削弱引发殖民地社会矛盾的特权集团，让温和改革派领袖鲍德温进入行政委员会。

此时加拿大的政党尚未正式形成，主要政治势力有英裔保守派、英裔改革派以及法裔改革派，西登汉勋爵凭借渐进改革策略和他的个人政治能力缓和了与改革派的矛盾，建立了总督与议会之间的良好关系。

接替西登汉勋爵的是巴戈特爵士（SirCharlesBagot），他面对现实进一步实行改革，将势力已十分强大的法裔领导人拉方丹（Lafontaine）接纳进入政府（行政委员会），这招致加拿大英裔托利党人（英裔保守派）的不满，也使国内皮尔内阁的殖民大臣斯坦利勋爵（Stanley，即后来的德比伯爵）十分不满。

但巴戈特对殖民地的现状已一目了然，他认为：“不管对责任制政府的信条是公开承认还是策略地默认，它事实上已经存在了。”

[69]

达勒姆本人在提交报告后不久就病逝了，但他给予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建议却逐渐获得人们的认可与支持。

1840年，和达勒姆同往加拿大的查尔斯·布勒发表了《责任制政府》一文，这篇论文和达勒姆的报告一样，成为宣传和促进殖民地改革的重要文献。

在北美殖民地，通过几年政治斗争的经验，加拿大省各政治派别日渐成熟，改革派已不满足于仅仅参与政权，他们开始强烈要求实现真正的责任内阁，即建立一个得到议会支持、对议会负责的政党组成的政府，将总督对政府成员的任免权减小到最低程度。

在英国本土，宪政制度也刚刚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现代意义上的政府与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国王彻底丧失了挑选内阁首相的特权，由获得议会支持的政党轮流组阁执政已成为政治生活中新的惯例。

与此同时，随着1846年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自由贸易的时代终于到来，多年来维系着帝国与殖民地联系的旧殖民制度也寿终正寝。

所有这些，都促使着英国统治阶级集团立场的转变。

1846年保守党下台，自由党领袖罗素接替皮尔担任首相，亨利·格雷被任命为殖民地大臣，此时各种物质的和观念的阻碍已经基本消失或扫平，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现责任制政府的历史进程便迅速加快：1848年，新斯科舍和加拿大先后建立责任制政府，几个沿海殖民地也分别实现了向责任制政府的转变（爱德华王子岛1851年，新不伦瑞克1854年，纽芬兰1855年），各省的行政委员会变成内阁，司法委员会变成上院，总督成为殖民地名义上的首脑，不再拥有行政权和对行政委员会的任命权，政府也不再由不同党派联合组成，而是由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组成，并和英国政府一样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总督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