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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的商业利益（第5页）

因此，保卫和促进英国的商业贸易，可以说几乎成了英国政治家的一种本能。

这方面，帕默斯顿的立场最为典型。

在19世纪的英国政界人物中，对于英国贸易特权的捍卫，帕默斯顿也许是最坚决的一个，而对于英国通过商业征服并开化落后民族的信念，他也是最自觉的，一向认为政府应当通过为贸易打开新市场来帮助国家的商业。

1842年，帕默斯顿指出：“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大量种植在阿比西尼亚的荒野上和阿拉伯的沙漠里，这些地方居民人口众多，他们需要许多我们能提供的东西，也能给我们有价值的商品作为交换。

我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我们商业的需求必将大大增加。”

[31]

此外，由于战争既增加军费开支，又直接影响商业贸易，英国人通常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威慑或外交欺诈甚至金钱购买的手段，而不是直接的战争，即便是帕默斯顿那样具有强硬帝国立场的人也是如此。

例如，1839年在议会辩论土耳其问题时，帕默斯顿宣布，自己的信念就是：“通过维持和平来从物质上支持大不列颠的商业，因为没有和平，希望有繁荣的商业就是徒劳的。

不仅为了英格兰，也为了其他国家，都需要维持和平。”

[32]这番话虽然多少有些作秀的意味，但不能否认的是，和平与安全确实是实现英国国家利益的保证。

英国政府与本国商业贸易的关系，更集中地体现在对开拓海外新市场的自觉支持上。

19世纪上半期英国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的顺利扩张，说明政府大臣与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以及公司殖民官员之间存在着某种默契。

其中占领新加坡的例子无疑最为典型。

新加坡只是一个面积几百平方公里的岛屿，但却是英国商人处心积虑想得到的地方。

翻开19世纪的世界地图，新加坡的重要地位一目了然：它位于马来半岛的最南端，有一条不到半英里长的堤道与半岛相连，是马六甲海峡的“瓶颈”

，而马六甲海峡则是欧、亚、非及大洋洲之间的重要通道，它连接南海与安达曼海，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从欧洲、非洲经印度洋到东南亚、东亚最短航线的必经之地。

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从17世纪起就落入荷兰人之手，因此通常被称作“荷属东印度”

。

地位如此重要的马六甲海峡被荷兰人所控制，整个东印度的贸易也被荷兰人垄断，这种局面对英国人来说是难以容忍的。

1786年，英国人占领了马六甲海峡北部的槟榔屿，将其作为皇家海军的基地。

在拿破仑战争中，“荷兰的海外领地成为英国的上等猎物”

[33]，英国迅速占领了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和爪哇岛。

但荷兰后来成了英国需要拉拢以共同对付拿破仑的盟友，英国便允诺战争结束后仍然归还给荷兰。

因此，荷兰于1816年收回了被英国人占领的地方，并进一步加强对马来半岛的控制，以阻止英国商人的进入。

局面终于在1819年被打破。

为此，斯坦福·莱佛士（StamfordRaffles1781—1826），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东印度公司官员，在英帝国的扩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莱佛士是个船长的儿子，24岁时进入东印度公司（1805年），不久被派往槟榔屿（Penang）任总督府秘书。

年轻的莱佛士不仅性情鲁莽急躁，还对荷兰人抱有强烈的憎恶与反感。

[34]他被克莱武的精神所激励，渴望着为帝国建功立业。

1811年他成为爪哇岛（Java）副总督后，向印度总督提交一份备忘录，极力鼓动公司向东印度扩张，以便与荷兰人争夺与中国和香料群岛的贸易，由于英国与荷兰的盟友关系等因素，公司董事会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莱佛士因在爪哇推行的改革，以及对爪哇历史风土人情的介绍在英国名声大振，于1817年被册封为爵士。

1818年，莱佛士被东印度公司任命为明古连（Ben）副总督。

明古连位于苏门答腊岛（Sumatra）西南海岸，在1786年英国占领槟榔屿以前，明古连是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唯一的一块殖民地，也是英国香料贸易的直接来源。

1818年12月，莱佛士在印度总督、英国驻印度军队总司令弗朗西斯·黑斯廷斯勋爵（Frangs，1stMarquessofHastings1754—1826）支持下，率领一支远征军从加尔各答出发，经槟榔屿，沿着马六甲海峡到达半岛的最南端。

1819年1月，莱佛士在新加坡岛上登陆并升起东印度公司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