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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的商业利益（第6页）

岛上当时一片荒凉，居民大约不到150人[35]，主要是渔民、海盗等，但莱佛士确信占领该岛在商业上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1819年2月，莱佛士向公司报告说：占领新加坡已经摧毁了马六甲的政治重要性，它已使所有将英国商业和影响排除在马来国家之外的敌意计划归于无效，“荷兰人的时代已经打破了，一个飘扬着我们旗帜的独立口岸将自动重建，它足以防止荷兰人曾经在这些海域施行的垄断制度的重现”

[36]。

1819年6月，在从新加坡写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莱佛士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与激动之情：

（在此之前）我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不仅是欧洲人，就是印度世界对它也一无所知。

我相信你希望我获得成功，我想说，一旦我的计划在国内被确认，我打算把这里作为今后主要的居住地，将自己在东方余下的岁月贡献给这个殖民地的进步。

它在所有方面都有成为一个最重要殖民地的希望，同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代价最小、麻烦最小的属地。

我们的目标不是土地，而是贸易；是一个伟大的商业中心和支点，在以后条件需要时，凭借它我们可以扩展英国的政治影响。

通过直接的占领，我们对荷兰人的垄断表示了拒绝，与此同时恢复了我们的盟友和朋友们正在下降的信心。

一个在这些海域的自由港，必定最后摧毁荷兰人垄断的时代；马耳他在西方的地位，可能就是新加坡在东方的地位。

[37]

从莱佛士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对荷兰人积习已久的强烈憎恨，主要来自荷兰对东印度商业贸易的独占与垄断，来自荷兰人公开阻止英国利益渗透侵入的戒备与小心。

这无疑同他长期处在与荷兰势力对峙的前沿阵地有关，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殖民官员，他显然要比伦敦的公司董事会更能感受到荷兰人对英国人的敌意，感受到荷兰人捍卫自己传统势力范围的决心。

此外，这或许还解释了为什么往往地方殖民官员会表现出扩张的积极主动性，而帝国政策决定者的反应通常要滞后的原因。

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其意义往往不会为同时代的人所真正体会，莱佛士占领新加坡也是如此。

几乎所有关于英帝国扩张史的著作，不管其立场如何，都不会漏掉莱佛士的名字。

在新加坡被占领100多年后，史学家们仍将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扩张，归功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和莱佛士的进取精神”

[38]。

但具有戏剧性的是，尽管印度总督支持莱佛士在海峡建立一个基地，以奠定英国对华贸易利益的计划，但他的指令是“在马六甲以东的地区建立商站，以控制海峡的南端”

，目标“纯粹是商业性质的，与政治势力或领土扩张的想法毫无关联”

[39]，因此要避免与荷兰人的任何交涉与冲突。

而莱佛士的行动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黑斯廷斯总督向伦敦汇报后，公司董事会立即发来训令，要他阻止莱佛士的冒险行动。

只是由于训令到达太晚，莱佛士的远征才得以成功。

[40]

显然，莱佛士占领新加坡的行为，多少带有个人主张的色彩。

但说到底，莱佛士个人的野心或雄心，与英国扩展东方贸易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与英格兰的国家利益是相符的，这才是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所在。

实际上，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与荷兰的关系一直处于微妙和尴尬之中。

英国对荷兰人垄断独占东印度的贸易，自然是不满的。

1819年8月，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给英国驻海牙大使的指令中，明确表示出对荷兰人的不满：政府“不会默许在整个广阔的东方群岛对英国商业实际上的排斥，或仅仅是许可的容忍；也不能同意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处于各种不利条件之下，这些不利条件是由于马六甲海峡所有军事和海军要地完全掌握在荷兰政府手中而产生的”

[41]。

然而，英国人并不愿与荷兰发生直接冲突，反而希望与荷兰建立并保持良好关系。

这首先是因为，此时英国对中国的茶叶贸易发展速度惊人，已大大超过了对东印度传统的香料贸易，因此英国与荷兰在东印度的矛盾并不尖锐；其次是因为，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需要在欧洲推行均势外交，而荷兰是英国用以在欧洲和海外遏制法国的一个盟友与屏障。

这样，就有了由乔治·坎宁谈判签订的1824年《英荷伦敦条约》。

这是一个承认双方在东南亚存在的现状，并划分各自在荷属东印度势力范围的条约。

条约规定：荷兰放弃所有对新加坡的权利，割让马六甲，同意不干预马来半岛；英国则将明古连交给荷兰，并承诺不向苏门答腊扩张，也不在新加坡以南的岛屿建立任何移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