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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的商业利益（第7页）

从条约内容看，英国人显然收获颇丰，不仅得到了荷兰对英国占领新加坡的正式承认，还将马六甲及整个马来半岛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作出的让步，仅仅是不进一步向传统的荷属东印度扩张。

条约也说明，英国更重视与中国的贸易，所以才希望以放弃向印度尼西亚海域的领土与商业扩张，来换取与中国贸易通道的安全。

然而，条约签订后的几十年间，荷兰人并不遵守条约规定，和以往一样继续实行商业垄断，并损害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英荷之间因此摩擦不断。

但是，除了因比利时1830年脱离荷兰引发的紧张局势[42]，双方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莱佛士打破荷兰人对东印度贸易垄断的雄伟计划，由于占领了新加坡而得以实现，新加坡不仅成为东方的马耳他，使英国有效地控制了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而且为英国商业利益进入东方这个“伟大的贸易竞技场”

提供了跳板和支撑点，对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的贸易与航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海军霸权政治》的作者格拉汉（G.Graham）认为，新加坡“远比马耳他对东地中海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

。

[43]1826年，新加坡和马六甲、槟榔屿共同组成“海峡殖民地”

（StraitsSettlements），不再隶属于印度总督，改为由英国政府直接管辖，几年后，新加坡被确定为殖民地首府。

海峡殖民地的建立，大大有利于英国东方的商业扩张。

从前，这条通往中国的道路上海盗猖獗，而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仅仅二三只船的舰队巡弋在马六甲海峡或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就足以吓退较大的海盗行动，为贸易团体提供信心。”

[44]在不长的时间内，英国的纺织品迅速进入并扩展了在东印度的市场。

对此，一个英国商人在1830年深有感触地说：“当我1811年第一次到达爪哇时，那里的人穿的几乎全是中国的产品。

我目睹了那里发生的一场革命——在我逗留期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穿欧洲的机器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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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的英帝国，其理念、政策以及扩张的方式是不同的。

对18世纪的政治家来说，帝国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不列颠作为伟大军事与海军强国地位的象征。

因此，坚持贸易法规，以确保不列颠最大限度地得益于帝国属地，就成为当然的选择。

而到了19世纪，情况则完全不同了，独领**的海军舰队，突飞猛进的工业革命，无可匹敌的经济实力，为英国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发展空间，英国迫切需要的不是获得新的海外领土，而是在全世界最大限度地拓展贸易。

而与此同时，不列颠已经没有真正的敌手，但却需要花费巨大开支用于殖民地与属地的防卫，英国的政治家们自然本能地倾向于不愿承担新的海外责任。

但是，贸易特权的获得与商业的扩张，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各种形式的武力威胁、外交欺诈、军事侵略，甚至领土的兼并。

1830年，英国《评论季刊》（QuarterlyReview）写道：“我们在东方海域的势力应当维持；不能设想任何针对我们伟大商业的致命打击，能比放弃这些有价值的属地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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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19世纪的英帝国就在表现出令人费解的“心不在焉”

或“漫不经心”

的同时，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时代。

在扩展贸易强大动力的驱使下，除了1819年占领新加坡，70年代以前英国在东方已先后占领和控制了下缅甸（1826、1852）、香港（1841）以及加里曼丹岛北部（即北婆罗洲NorthBorneo）的沙捞越（Sarawak，1841）[47]、拉布安岛（Labuan又译作纳闽岛，1846）。

从19世纪末起，英国又陆续占领上缅甸（1885），控制了沙巴（Sabah，1881、1888）[48]、文莱（Brunei保护国，1888），建立了英属马来联邦（1874—1896）和马来属邦（1909—1914），最终完成了对缅甸、北加里曼丹和马来半岛的征服。

这是英国几位著名史学家J.罗斯（Rose）、A.牛顿（on）和E.贝尼亚斯（Benians）对19世纪初期到中期英帝国政策的概括。

从中不难看出，贸易特权与商业利益是自由帝国最重要的目标。

正如19世纪中期的殖民部常务次官赫尔曼·梅里维尔在1861年所宣称的：“英国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着每一块海岸，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我们的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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