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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度与大英帝国（第3页）

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主动实行自由贸易，是因为英国既需要从国外进口食品与原料，以供养国内众多的人口，满足大工业发展的需求，也需要为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能力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因此自由贸易的实现无疑是工业革命最终的后果，是19世纪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自由贸易的概念并不必然包括残酷的殖民掠夺与剥削，但在实践上，它明确代表了不列颠民族的国家利益，代表着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对商业贸易权利的追求。

因此，19世纪英国人心中的“贸易自由”

，实质上首先是一种特权，是英国人理直气壮地期盼最大限度获得商业利益的特权，是英国商品能够自由进入世界各国市场的特权，而不仅仅是一个包含有平等意味与前提的贸易原则。

这样一种含义的“贸易自由”

，当然是有特定范围与对象的，它主要指欧洲、美国以及英帝国各移民殖民地，也包括拉丁美洲和亚洲所有英国势力、商品、资本进入与渗透的地区，即大不列颠的“非正式帝国”

，但印度却不在其内。

这是因为，无论是在19世纪英国人眼里，还是20世纪帝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印度都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在英帝国的三大组成部分里，印度是独特的一份。

按照狭义的殖民地定义，印度并不是帝国的“殖民地”

（y），而只是通过武力征服得来的“属地”

（possession）。

约翰·西利爵士就持这种观点，在《英格兰的扩张》中他用了近一半的篇幅专门论述印度，认为“现代英国的历史被分成两个重大问题：殖民地问题和印度问题”

[91]。

对于征服得来的印度帝国，对一个野蛮的不开化的国家，英国人显然从不认为有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必要，就如同从不认为印度人有资格实行责任制政府，只能给予“仁慈的专制”

（beism）一样。

而这，恐怕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旁遮普被英国兼并后担任专员的赫伯特·爱德华兹爵士（HerbertBenjaminEdwardes1819—1868）的一番话，表达了英国殖民者当时的普遍心态：“这里不存在法律，统治者必须凭自己的意愿进行统治，如果他的意愿是邪恶的，那么人民将比其他地方的人要更加悲惨；但如果他的意愿是好的、强大的，人民就会得到幸福。

所以（在这里），仁慈的专制就是所有政府中最好的政府。”

[92]

对于统治印度，英国人甚至从未表现出些许理论上或道义上的困惑，相反，却把经济上的无情掠夺与文明开化使命一样看作天经地义，因而心安理得地榨取印度的财富，肆无忌惮地毁灭印度的手工业，毫不留情地破坏印度自给自足的农业，在打开印度市场谋取自身最大利益的同时，将印度强行拉进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

和鸦片战争后被英帝国强行打开国门的中国相比，印度对于英国的价值就更加清晰。

英国人最初以为，可以获得一个无比广阔的东方市场，但中国强大的自然经济基础并没有、也很难崩溃，英国的商品和资本进入中国，远没有英国人预想的那样迅速顺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额尔金伯爵被帕默斯顿派往中国任高级专员和全权大使，他看到了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的雄心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在上一次战争（1842）结束时，不列颠的工厂主们被告知，一个新的向他们的贸易开放的世界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兰开郡所有的工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满足中国一个省的需要，但他们对中国市场抱有的期望却并没有实现。”

[93]

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监的英国人赫德爵士（SirRobertHart1835—1911），在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后，对此有过一段较客观的分析：“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稻米；有最好的饮料——茶叶；有最好的衣服——棉、丝、皮毛。

拥有这些大宗出产物，以及无数当地的附属产品，他们不需要在世界其他地方购买一便士的东西。”

[94]

加拉盖尔与罗宾逊在著名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一文中，将这一情况看作是英国虽得到了政治霸权但商业渗透并不成功的例子，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没能摧毁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

“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7年战争的重启……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它们的主要结果是不幸的。”

[95]

而英国人在印度的情形则完全不同。

东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的征服者，又是英属印度的统治者，是印度各土邦王公的太上皇，握有对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最高权力。

英国人不仅制定掠夺印度的规则，而且亲自实施对印度的搜刮和掠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印度的所有资源，将古老印度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彻底冲垮，使之纳入西方资本主义的漩涡与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