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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与分离主义（第6页）

让殖民地人民自由，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快乐，使少数人的利益让位于多数人的利益。

如果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无形帝国”

政策提供了一个道德标准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思想把经济自由的理念再一次灌输给帝国的政治家们，使之成为他们制定帝国政策的又一精神营养。

曼彻斯特学派（MaerSchool）是19世纪20—30年代在英国曼彻斯特形成、要求改革经济政策的派别，其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出自由放任。

该派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要求废除谷物法。

曼彻斯特学派倾向于重视经济法则的“自然”

规律，不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分析。

在19世纪30—40年代，该派成为英国经济的主流派别。

如博德森在《维多利亚中期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曼彻斯特学派“使政治经济学成了自由放任的同义词”

。

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自由思想也反映在对殖民地的看法上，提出殖民地自由发展，殖民地必须承担自我保护和防卫的责任，这是有利于母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双赢战略。

由于过度考虑经济，曼彻斯特学派不主张母国保持与殖民地感情上的联系，所以该派被视为分离主义的中心。

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22]和约翰·布莱特（Jht）[23]成为曼彻斯特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严格地说，科布登并不是一个坚决的分离主义者，他赞成“用感情来保留殖民地”

[24]，反对英国垄断殖民地贸易以及英国花费开支保卫殖民地的安全。

他并不反对英国拥有殖民地，而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只要英国不花钱，就可以尽可能地拥有殖民地；否则宁可不要。

如果殖民地能够支付自己的防务费用，那就两全其美了：既保全了帝国，又丢掉了负担。

他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伴着那令人炫目的感情呼唤，我们永远也不能摆脱殖民地，除非通过间接的自由贸易，完全为了母国的单方利益考虑，逐渐地放弃与殖民地的联系。”

[25]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科布登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分离主义者，他在1865年评价加拿大的作用时说：

我真不明白，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与花费300万—400万英镑保卫加拿大来反对美国有何种联系我们听到加拿大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他们既不纳税，又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履行战争义务。

他们甚至要求放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宗主权。

他们建立的关税制度，不仅排斥外国产品，而且排斥母国产品。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两种人。

对我国的两党政府来说，极力保持这种羞耻的联合是非常危险的。

殖民地要求摆脱我们的依附将使我们面临更严峻的现实。

我认为，责任制政府下的联合是朝着友好分离的第一步。

[26]

在帝国观念上，科布登完全是一个经济的实用主义者，当时英国的经济独步天下，殖民地对于母国的重要性确实难以显现，保持殖民地只能是帝国政府的负担。

当时，英国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利益；英帝国可以有，但是前提是有利于英国，否则，帝国就没有任何意义。

曼彻斯特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约翰·布莱特，他对殖民地的看法不是局限于帝国政府的经济负担方面，而是从道德和和平的角度出发，阐述对殖民地的理解。

布莱特认为，给予殖民地自由，对殖民地和宗主国双方都有益处，而且有助世界和平和安宁。

1865年，在议会下院讨论加拿大防务问题时，布莱特说：“我相信，如果加拿大现在与我们友好地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对英格兰没有坏处。

加拿大不会因为脱离英国而改变关税制度，英国的商品同样可以进入加拿大市场。

同时，万一我们与美国交战，加拿大将成为一个中立国……至少我不反对这种分离，因为对双方都有益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