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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大利亚关税改革（第1页）

四、澳大利亚关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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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与英国其他殖民地相比，确实具有独特性，如怀斯所述，“澳大利亚是帝国政治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91]。

从地理位置上看，澳大利亚是太平洋地区的主宰力量，埃德蒙·巴顿爵士（SirEdmundBarton）对于澳大利亚的评价是：“一个洲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洲。”

[92]在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最靠近亚洲，无疑是英帝国在远东的前哨站，一旦英国与印度或中国出现任何冲突，其军队可以由此更便捷地登陆两地，对于帝国的军事作用不言而喻。

从政治制度上看，澳大利亚各地完全沿袭了宗主国的传统，特别是英国宪章运动后，一些宪章派移民到澳大利亚，将他们的政治主张如普选权等，带到澳大利亚；在法律习惯上，澳大利亚完全继承了英国的习惯法，加上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政治控制相对放松，澳大利亚的政治现代化进程较为领先。

在人口构成上，澳大利亚称得上“不列颠以外的英国”

。

加拿大有法国人控制的省份，南非有荷兰人的势力，美国则是一个人口的“大熔炉”

，而澳大利亚人口的97%为英裔。

种族和血缘的关系加强了情感上的认同，使澳大利亚在宗主国眼中具有特别的地位。

从经济发展方面看，爱德华·吉本·维克菲尔德（EdwardGibbonWakefield）的“系统殖民”

[93]政策解决了土地、资金和劳力等最根本的经济难题。

在殖民地不断增加的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以及交通设施的改善促进了澳大利亚经济迅速发展。

澳大利亚有丰富的牧场资源，牧羊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其羊毛出口量极大，羊毛成为许多澳大利亚人的生计来源；1851年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发现了金矿，移民蜂拥而至，寻找黄金，试图一夜暴富。

金矿的发现不仅增加了澳大利亚的人口，而且使部分澳大利亚人富裕起来；交通设施的改善，沟通了澳大利亚各地的联系，增加了交换，促进了民族市场的形成。

澳大利亚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必然对宗主国自由贸易的原则提出挑战。

在拿破仑战争之前，英国仍然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其特点是贸易垄断，通过《航海条例》鼓励用英国舰船运输商品。

战后，英国的工业品产量大幅度增加，需要帝国以外的新市场，最好的做法是与其他大国谈判，打破贸易限制，实行自由贸易。

1823年，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Huskisson）任贸易部长，他促成了不列颠和荷兰之间的完全自由贸易，向美国开放西印度市场以换取妥协；他还废除了《航海条例》中的许多条款，如果外国商船装运的是本国产品就允许它们进入英国殖民地。

他还通过《互惠关税法》（theReciprocityofDutiesAct），从议会获得了与其他大国进行削减关税谈判的权力。

事实上，赫斯基森并没有带来自由贸易，他只是用帝国特惠制取代贸易垄断——外国人进入英国殖民地必须支付比英国商人更高的关税。

但是，60年代以后，英国与法国的贸易协定生效，并逐渐扩大到其他欧洲国家，自由贸易逐渐取代重商主义，成为新的国家政策。

然而随着殖民地经济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增长，要求保护市场、发展本土工业成为殖民地的必然选择。

相对于母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殖民地的市场保护政策是对宗主国利益的公开侵犯。

在宗主国方面，英国由于拥有世界市场，殖民地的重要性就削弱了。

1860年，英国与美国的贸易量不仅超过了其他殖民地，而且超过了英国与印度的贸易。

如西曼指出：“自由贸易是一个原则，政治控制的后果是管理和防卫费用的增加，对国家无利可图，不如放弃这样的管理。”

[94]对殖民地进行直接控制，特别是承担防卫责任，不仅增加了英国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很可能将使英国卷入扩张性的战争，或与其他国家及原住民的战争。

同时，在殖民地方面，民族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快速致富，导致对宗主国旧管理模式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