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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大利亚关税改革（第3页）

随后，维多利亚总督查尔斯·加文·达菲（CharlesGavanDuffy）起草了一份致殖民部关于殖民地关税问题的备忘录。

他指出：“殖民地愿意与母国政府保持最密切的感情联系，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

既然这个权利已经交给了加拿大，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加拿大能够行使这一特殊的权利，而澳大利亚殖民地却不能”

达菲还在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的边境条约中找到了征收差别税的先例，他强调征收差别税是殖民地的内部立法，帝国应该将这一权利归还澳大利亚。

殖民部收到备忘录后，感到英国在与澳大利亚的争执中已经败下阵来。

1871年12月26日，金伯利把所有关于澳大利亚关税争论的材料和他个人的意见一起交给了格莱斯顿。

金伯利个人的意见是：英国与殖民地已经不能面对面地讨论关税问题，帝国政府迟早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他建议现在就是妥协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金伯利认为差别税只能限制在澳大利亚殖民地范围内征收，不允许它们与外国签订相关的条约，因为与外国签订条约，会导致殖民地在海战中保持中立。

金伯利说：“我认为，中立意味着独立，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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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伯利的信和文件使首相极度不安，1871年12月29日，格莱斯顿在给金伯利的回信中说：澳大利亚的差别税违反关税条约（Zollvereiy），“这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我们可能被要求参加仲裁，还可能导致战争……关税条约在某个时候也会终止，但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按照殖民地的要求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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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要求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殖民地应有足够的权利来管理自己的关税；第二，它们不受帝国与外国条约的限制；第三，在贸易与商业方面，它们有直接与外国谈判的权利。

在关税问题上，殖民地的要求超过了加拿大已经得到的权利。

格莱斯顿对此提出三个质疑：“我真的没有发现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防卫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如果殖民地的外交关系直接掌握在它们自己手中，达菲先生在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之间会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么，于是，殖民地对母国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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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月，金伯利在给首相的信中既承认殖民地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时也认为如果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会受到更大的压力，因为贸易部和王室法律官员都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得到对各自产品进出口征收差别税的权利。

为了避免英国违反与外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英国与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的条约。

到1872年4月19日，金伯利向澳大利亚政府发出照会，再次婉转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但是，澳大利亚人不予让步，特别是维多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坚决要求征收差别税。

争论持续到1872年10月，格莱斯顿似乎准备让步，他说：如果殖民地坚持征收关税的权利，“他们迟早会达到目的，如果他们不坚持要求我们违背与外国的条约，我们将不可能使它成为分离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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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2月16日，金伯利通报首相，现在已经没有选择，只有给予澳大利亚人他们所要求的自由，首相不得不承认这场较量以帝国的失败告终。

1873年2月22日，格莱斯顿在致金伯利的信中说：“我知道你会把澳大利亚人所需要的都给他们。

他们很快将可能提出与外国商业往来的要求，但是，他们必须记住我们不可能免除他们对现存条约的责任。”

[102]一个星期后，内阁批准了澳大利亚关税法案。

1873年澳大利亚关税法案出台，规定：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可以给予各自的产品以优惠待遇，但是，该法案却将宗主国英国排除在外，换言之，英国产品必须面对澳大利亚高额关税壁垒。

澳大利亚关税法案使殖民地在财政上获得了独立，更接近民族国家的地位。

帝国和澳大利亚在关税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帝国利益和殖民地利益的冲突。

虽然格莱斯顿是殖民地自治的支持者，但是保护帝国的利益是政府必须坚持的原则。

因此，他认为殖民地对帝国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只要它们仍然在帝国的旗帜下，它们在享受帝国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义务。

在一个团结的帝国内，帝国的所有部分都应该为整体的利益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