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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尔兰宗教和土地改革（第1页）

六、爱尔兰宗教和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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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以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上台，他首先提出：“我的使命是安慰爱尔兰。”

[118]在第一届首相任内，格莱斯顿采取了三项措施安抚爱尔兰，被称为“爱尔兰政策的支柱”

，它们是1869年的《教会法》（TheIrishChurchBill），1870年《土地法》（TheIrishLandbill）和1873年的《大学法》（TheIrishU）。

爱尔兰的宗教问题由来已久，英国政府将英国国教规定为爱尔兰的官方宗教，国教会享有各种特权。

但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远远超过了国教徒，“国教在爱尔兰是一股不相称的力量”

[119]。

据19世纪60年代的人口普查统计，在爱尔兰的532.5万人口中，罗马天主教徒达450万人，英格兰国教徒仅为70万人。

这些新教徒绝大多数居住在爱尔兰北部，莱因斯特占11%，莫斯特占5%，康诺特占4%。

[120]1844年，迪斯雷利称爱尔兰的教会是“一个另类的教会”

[121]，把天主教看成爱尔兰的一个痼疾。

爱尔兰与英国正式合并以后，爱尔兰的议员有出席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权利，暂时平息了爱尔兰人的情绪。

但是，爱尔兰绝大多数人口为天主教徒的事实，以及英国国教在爱尔兰的特殊地位所造成的不平衡关系成为爱尔兰社会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格莱斯顿虽然是一个虔诚的国教徒，但并不认为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必须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是认为，不同的宗教派别应该具有同等的待遇。

1868年12月，他公开表示：“我们的三大目标是拥有苏格兰长老会、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不从国教者和爱尔兰的天主教会。”

[122]

为了安抚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格莱斯顿的办法就是废除英国教会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

自由党的爱尔兰政策遭到了多方人士的反对，在《解除爱尔兰国教法》（theIrishDisestablishmentBill）颁布之前，马修·阿诺德（MathewArnold）就断言：“自由党人正在尝试解除爱尔兰国教会的权力，认为这不是理性和正义的权力。”

[123]迪斯雷利对解除爱尔兰国教法表示了不满：“我们曾经合法地没收了天主教的财产，现在我们背叛了我们的初衷，我们正在摧毁我们自己的（国教）教堂。”

[124]1869年2月8日，“爱尔兰教会法”

在内阁进行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以及国教财产的使用。

由于英国国教会的财产已经是牧师们正常生活使用的建筑、土地、教会附属地和教会附属房屋，那么，所需要争论的只是国教会的金钱分配。

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这笔钱用于帮助贫困的人和解决其他的经济问题。

下院二读后，法案以368∶250票的多数获得通过，格莱斯顿称这个结果为“引人注目的历史性的分水岭”

[125]。

5月，上院完成了二读，但是上院与下院产生了分歧。

当上院提出修改意见时，下院不仅没有按照上院的意思修改法案，反而原封不动地又提交给上院。

上院认为下院蔑视上院的权威，而且坚决反对由于爱尔兰法案而形成一个新原则：上院必须为满足下院的要求而主动让步。

但是，在上院的二读中，托利贵族并没有团结起来，他们只是对国教财产的处理进行了修改。

虽然两院对法案的修改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但是自由党的格莱斯顿、格兰维尔，保守党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以及坎特伯雷和约克大主教进行三方协商，几方都做出让步，保证了法案的通过。

最终的妥协重新安排了被没收的国教会财产的使用方法，将没收的财产分成三份，一份救济穷人，一份解决经济问题，一份（至少有300万英镑）留在教会。

[126]

1869年5月31日《解除爱尔兰国教法》得到了英国议会的批准。

格莱斯顿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平衡：英格兰国教不再是爱尔兰的官方宗教，大多数的国教财产被没收，其中一部分捐献给学校和医院，一部分用来作为那些被解除职位的牧师和其他教职人员的生活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