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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尔兰宗教和土地改革（第2页）

同时，该法又体现了格莱斯顿追求的自由理想，他说：“只有现在，通过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爱尔兰应该向所有的自由国家一样，根据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实行统治，而不是服从少数人，从属于三个王国作为一个整体所必需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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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顺了爱尔兰的宗教关系后，格莱斯顿必须面对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在英格兰人入侵爱尔兰之前，爱尔兰农民受到传统习惯的保护，根据习惯权利，租佃者只要交纳地租，其使用土地的权利就不能被剥夺。

佃户离开租地时，还可以把这种权利转卖给他人。

英格兰殖民者大举入侵爱尔兰后，爱尔兰传统的土地制度遭到了破坏。

英王通过没收爱尔兰人的土地，使英格兰贵族成为爱尔兰的大地主，不少新地主不生活在爱尔兰，将土地委托给中间人管理，通过出租土地赚取利润。

18世纪，英格兰出台新规定：禁止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购买土地，禁止天主教徒租用土地30年以上，此举进一步剥夺了爱尔兰人拥有土地的权利。

通常新地主不投入资金，也不改善农场；爱尔兰未能进行工业化，导致爱尔兰几乎没有任何工业部门，所有的人都以土地为生。

随着人口增加，农场竞争更加激烈，地主利用佃农对土地的迫切需要，可以得到过高的租金。

长期使用的土地由于得不到改良，地力不足，加重了租地者交纳租金的困难，英格兰地主管理土地的唯一方式就是驱赶交不起地租的农民。

一旦被驱逐他们将失去对土地的所有投资，如密尔所述：爱尔兰的佃农是世界上唯一的群体，他们自己的劳作不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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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由贸易时代的来临，土地进入自由交换的时代。

但是，爱尔兰的农民过分贫困，根本就无法与买主讨价还价，一旦出售了土地，他们就沦为被奴役的人。

英国政府在处理爱尔兰事务时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清除”

佃户，所谓“清除”

实际上就是驱逐。

1845—1847年的饥荒，100万人死于饥饿，200万人移民海外。

原来持有6万平方米以下土地的农民为70万人，饥荒之后下降到30万人。

同时，爱尔兰13的地主也被饥荒毁了。

为了有利于处理破产地主的土地，罗素政府颁布了《妨碍地产法》。

购买土地的新地主大多为爱尔兰的有钱人，他们只顾土地上的收益，将好土地变成牧场，坏土地租给佃农；新地主对佃农根本不关心，按时缴纳租金是佃农留在土地上的唯一条件。

在10年的时间里，20万人被驱逐出农场。

[129]如艾萨克·巴特所述：“由于佃农微薄的生存能力，他们不得不依赖地主的意愿，地租征收不尊重经济规律，而是根据地主盘剥的需要以及佃农最大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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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佃农的利益受到损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保护佃农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但是，英国政府害怕妨碍英格兰地主的利益，认为“海峡两岸利益存在的基础是相通的”

，“那些试图侵犯一边地主财产的人将很快引起另一边同样的侵犯。”

[131]事实上，英格兰土地法和爱尔兰土地法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只是经营土地的条件不同。

爱尔兰通常的情况是：地主的人数很少，却拥有很大的地产；佃户很多，大多只租种很小的土地，佃户不可能与地主讨价还价。

那些急需土地的人们就等在交不起地租的人们的后面，一旦谁不能交租，另一个租佃者立即取代他，地主根本不需要担心土地没有人租种。

1861年，爱尔兰占地超过40万平方米的农场仅占5%，其余95%中，16拥有20万平方米以上的土地，4万、8万、12万平方米的农场随处可见，甚至4000平方米的农场也不罕见。

[132]另一方面，爱尔兰佃户认为，他们应拥有对租用土地的财产权，而且这个权利必须在他们的租金中得到反映。

这样的要求产生了与英格兰土地财产权不同的解释：爱尔兰地主只能拥有征收公平和公正地租的权利；佃户们在土地上的财产权应保证他们得到土地分红的权利（尽管这一权利正在逐渐削弱），而且土地财产权可以传给继承人，同时，他们有权出售所拥有的部分。

如果租期为一年，佃户就获得一年对土地的财产权，地主无法干涉。

总之，爱尔兰的农业是由习惯法来支配的，而不是由写下来的合同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