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六爱尔兰宗教和土地改革（第3页）

“爱尔兰佃农大多数生活在现金支付的制度以外。”

[133]

1846年英国取消了“谷物法”

以后，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引起了爱尔兰人的激烈反抗。

为了缓解英国土地与爱尔兰租佃者的矛盾，格莱斯顿希望用土地立法平息爱尔兰人的愤怒，给予他们租佃的安全保护和公平的租金，在结束和改变租佃关系时，给予一定数量的经济补偿。

但是，英格兰和爱尔兰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使这一问题变得复杂。

一方面是“诺曼”

的财产观念，另一方面是“凯尔特”

人的传统租佃权观念。

前者以约翰·布莱特为代表，要求国家通过收购地主的土地，将佃农转变为农民。

但是，此举不仅与爱尔兰的习惯完全相悖，而且将政府放到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格莱斯顿当然不能采纳布莱特的建议，他在1869年5月22日给格兰维尔的信中说：“布莱特的计划不仅使政府承担对纳税人的责任，而且把政府放在一个可笑的位置上，因为地主可以收到比平均地租更高的地租，而付款的是所有的纳税人。”

[134]后者以爱尔兰地主为代表，他们是土地的既得利益者，担心财产的安全，反对国家收购土地，提出一旦在爱尔兰以收购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将成为英格兰土地改革的先例（英格兰地主害怕爱尔兰改革在英格兰引起连带反应，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许多固守原则的激进派也不支持建立农民土地制度，主张用法律手段来保证爱尔兰土地习惯法。

为了寻找更适合解决爱尔兰土地问题的办法，格莱斯顿不得不在这两种观念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1869年9月17日，格莱斯顿将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土地租期以及经营和管理情况进行了比较：[135]

事实上，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地主和佃农对土地管理的差异并不是很大，因此，格莱斯顿最终选择了对爱尔兰土地租佃习惯的妥协，既不会过分损害爱尔兰地主的利益，又使英格兰国内的土地制度得到安全保证。

他认为这是取得地主与佃户“自然”

关系的必要步骤。

1870年2月15日，《爱尔兰地主与佃户法》被提交下院。

杜佛林勋爵说：“这个国家除了格莱斯顿以外，没有人会推出这样的法案，它将其革命性掩盖起来，对那些利益相关的阶级也未引起很大的震动。”

[136]

保护土地租佃权利和对该权利的补偿是《爱尔兰地主与佃户法》的主要内容，该法规定：“北爱尔兰佃户习惯权利是法定的权利，北爱尔兰的任何租地如已证明系由爱尔兰佃户习惯权利支配，该佃户的习惯权利应按法令规定的方式履行。”

补偿条款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无论何处，凡根据本法令通过后建立的租佃关系而拥有土地的佃户，如不受爱尔兰习惯法的保护，其租地如由于地主的行为受到侵犯，只要法庭认为恰当，他应有权因此种损失——法庭需查明其损失确系由于离开租地造成的——向地主要求赔偿”

。

其二，“任何租地的佃户，在他离开他的租地时，如受不到爱尔兰土地习惯法的保护，就他和他前辈佃户在其租地上的一切改善设施向地主要求赔偿”

。

同时，该法还参照了教会的条款，规定：“爱尔兰公共工程委员会可向任何想要购买租地的佃户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租地价值的23。”

[137]

爱尔兰土地法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利用可怕的不到期或不公平的理由驱逐佃户，用金钱阻止地主的行为。

我希望由于条款的限制，地主肆无忌惮地驱赶会随之消失”

[138]。

但是，这一乐观的想法并没有变成现实。

一方面，赔偿没有使地主遭受较大的损失，不足以使地主不敢驱逐佃户。

另一方面，法案没有触及地主提高地租问题，既然地主可以提高地租，佃户的利益就没有得到根本的保证。

一旦佃户拖欠地主的债务，特别是还不起地租，被驱赶最终仍然是要发生的。

但爱尔兰土地法承认了爱尔兰佃农的权利，给予佃农一定的财产权利，为佃农提供了弥补损失的赔偿制度，同时又避免了保护普遍权利的激进做法，其温和性使它在政治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如哈蒙德所述：“1870年的改革似乎是一个温和的改革，但是，它终止了长期支配英国的两个观念：自由放任的原则和地主绝对的财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