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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党帝国政策之争（第2页）

也许我们可以同俄国结盟，或者邀请意大利、奥匈帝国（Austro—HungarianEmpire）这样的国家加入我们的阵营。”

[83]几天以后，他得到了德比伯爵热情的答复：“我们在外交政策上非常幸运，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卷入危险，也没有引起麻烦，这一切比我们所预想的结果更好。”

[84]但是，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theWar，1853—1856）使英国和俄国结怨太深，俄国割让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耻辱、东正教宗教感情的高涨以及俄国对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支持，增加了双方达成谅解的难度，而且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还会危害英国的东方利益。

因此，英国政府在对待东方危机的态度上，只能是选择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这既是保证欧洲大国形象的需要，又是保证东方帝国安全的需要。

但是，在与俄国的新较量中，英国再也没有了克里米亚战争时代的好运气，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帮手。

德国在取得国家统一后，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称霸世界的野心日益膨胀，不愿帮助英国；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大伤元气，已经不能帮助英国赢得这场战争；奥匈帝国也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支持英国。

英国只能孤军奋战。

因此，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成了迪斯雷利政府“不幸的选择”

。

1875年，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现在巴尔干半岛诸国，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大部和希腊南部等。

但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腐败不堪，苏丹债台高筑，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尖锐，而且帝国在过去100年的历次战争中几乎全部以失败告终。

奥斯曼帝国长期苟延残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大国的利益争夺，英国、俄国、法国和奥匈帝国都有自己的追求。

但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失去了对东方的兴趣，奥匈帝国自身的民族矛盾也很尖锐，使其在东方问题上受到牵制。

于是，英国和俄国成为东方问题上的真正对手。

1875年7月，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黑塞哥维那人发动反抗帝国统治的起义，很快席卷波斯尼亚。

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都是东正教徒，把希望寄托在俄国人的身上。

虽然沙皇并不相信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也不指望泛斯拉夫主义能够给予俄国事实上的支持，但是，斯拉夫人的反抗为俄国的扩张提供了机遇，因此支持奥斯曼帝国的斯拉夫人就成为俄国东方政策的必然选择。

英国的宗旨是尽可能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对此迪斯雷利满怀信心，他在给布拉德福德（Bradford）夫人的信中写道：“我真的认为，克里米亚战争保证了奥斯曼帝国的生存，现在缠绕欧洲一个世纪的东方问题将由我来解决，我敢说我能搞定。”

[85]为了得到议会的支持，迪斯雷利夸大了俄国对印度的威胁。

1876年10月，巴林顿勋爵（Lton）在同迪斯雷利会晤时，询问首相为什么不放弃君士坦丁堡，吞并埃及保证印度的安全。

迪斯雷利回答道：“如果俄国得到君士坦丁堡，他们会在任何时候通过叙利亚进入尼罗河口。

那时，我们拥有埃及还有何用？即使我们取得了海洋的控制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它也不能给予我们任何的帮助。

这样说话的人可能不太了解地理，我们的实力在海洋，君士坦丁堡是印度的钥匙，而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则不是……。”

[86]

迪斯雷利认为克里米亚战争保全了奥斯曼帝国，提高了英国的威望，东方危机是另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必须好好利用。

但是，索尔兹伯里不以为然，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政治中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坚持僵硬的政策。

当桅杆落在甲板上时，你不能再考虑它原先的用途……你应该把这个累赘全部抛掉。

国家的政策也是如此。

当旧政策成为碎片时，我们仍然守住这些碎片。

当碎片被撕烂后，我们仍然被笼罩在它的阴影中。”

[87]

尽管保守党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东方问题起初在英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而且国人对巴尔干的情况也不十分了解。

1876年6月《每日新闻》对土耳其在巴尔干的暴行进行了夸张的报道：2500人被杀，很多人遭到强奸、折磨和其他的暴行。

6月26日，报道被送往议会下院，迪斯雷利否定了《每日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认为媒体“设计了一个反对政府的声音”

。

1876年8月11日，英国议会下院对土耳其政府的暴行进行了辩论，迪斯雷利坚持捍卫土耳其的完整，确保英国的东方利益。

他在辩论中说：“人们总是认为我们与土耳其政府保持了特别的联系，似乎我们就是他们特别的朋友，甚至认为我们支持他们的暴行。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的利益在哪里？我们事实上是土耳其苏丹的盟友，俄国也是，奥匈帝国也是，法国也是，还有其他的国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