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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党帝国政策之争（第4页）

1877年11月，俄军占领了土耳其境内的阿德里安堡（AdrianFort），并试图缔结和约。

迪斯雷利处境尴尬，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俄国在巴尔干、土耳其海峡和爱琴海的行动保持沉默，要么违背民意单方对俄宣战。

此时，英国人对待东方危机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们都不愿意卷入这场战争。

如《北方时代》的编辑斯泰德在给格莱斯顿的信中所指出：“我们终于抓住比肯斯菲尔德[96]（Beasfield，即迪斯雷利）的尾巴了，我担心他是否把我们卷入同俄国的战争。

一旦那样，他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97]1878年3月3日，土耳其与俄国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TreatyofSanStefano），俄国在巴尔干和亚美尼亚的扩张不仅得到了承认，而且通过对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大国。

俄国在地中海地区势力的增强使迪斯雷利倍感事态的严重，认为地中海的均势已经被打破，英帝国的利益危在旦夕。

他向议会建议，从印度派出紧急救援部队占领塞浦路斯，抗衡俄国对亚美尼亚的征服，保卫英国在波斯的利益。

在力陈英国所面临的紧急状态后，在召集储备军，调动印度军队前往马耳他的事件中，再次使用起富有魅力的帝国语言。

1878年4月8日他在上院宣布调动军队的决议时说：

我曾经考虑过，女王陛下的政府，无论由任何党派组成，都是帝国的保护者。

这个帝国是我们祖先们经历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

我尊敬的大人们，这是英国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我以为它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恺撒、查理曼都未能统治这样一个如此特别的领地。

它的旗帜飘扬在许多的土地上；它的名字遍及五大洲。

那里居住着不同种族、不同法律、不同宗教和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

他们有的用自由的纽带与我们相连，他们完全明白：离开宗主国的联系，他们的公民自由和自治政府就得不到保证；他们有的通过血缘、物质和精神与我们联系在一起，还有的通过军队的力量与我们相连，他们尊重这种支配力量，他们需要用它来保卫秩序和正义。

这些群体都认同不列颠岛的支配。

[98]

迪斯雷利向人们表达了他的帝国概念：帝国是由多宗教、多种族和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构成的，种族认同的帝国只是英帝国的一小部分：殖民地对英国政府的服从和尊敬是出于对自由和宪政的尊敬和爱护，与此同时，帝国的安全也需要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

就迪斯雷利调动军队的提议，英国议会下院进行了3天的激烈辩论。

反对派认为，迪斯雷利的动议违背了“权利法案”

，亨廷顿说：“这是一个措施，它提出了这个国家与我们印度帝国之间关系的新问题。”

[99]支持派与迪斯雷利一样大唱帝国的高调，接替卡纳温殖民大臣职务的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MichaelHicksBeach）说：“事实向世人表明，我们召集帝国的力量是必要的”

。

[100]议会中的自由党和自由党统一派联手希望政府考虑印度人的感情和利益，提出既然印度军队用来为英国的外交政策服务，印度就应该享有合作者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一个依附者。

在柏林会议（Berlince）之前，迪斯雷利仍然在为其东方政策摇旗呐喊。

1879年5月16日，迪斯雷利在上院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两面的，我们希望保持土耳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谈到奥斯曼帝国濒临灭亡是很容易的，当你面对这个实际问题时，所有活着的政治家都不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办法。

当奥斯曼帝国面临崩溃时，可能出现的一个结果就是长期的战争或普遍的战争，这就为保持奥斯曼帝国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如果我们坚持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国家，我们总是要说加强它的办法是改善臣民的条件……”

[101]

《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后，英国坚持该条约中的所有条款都必须经过审议，否则视为无效，同时派舰队驶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威胁俄国的出海口。

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因不能接受占领一个未交战国领土和可能导致与俄国战争的冒险而辞职。

《圣斯特法诺条约》不仅加剧了东方危机，而且表明俄、英、奥三国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决定土耳其的命运。

英国内阁的分裂严重影响了其外交政策的一致性，1878年3月底，索尔兹伯里出任外交大臣，英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由于内阁的分歧而形成的动摇和不稳定。

4月1日，他全面阐述了英国反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立场，指出：俄国对近东地区的独占，是与英国在海峡、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利益不相容的，英国必须立足于土耳其“寻求补偿”

，从而遏制俄国；保持土耳其在已经缩小范围内的领土独立；英国应从亚洲获得一处海军基地，以抵消俄国在亚洲取得的利益；英国将对土耳其进行实质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