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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党帝国政策之争（第5页）

[102]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英国在东方调兵遣将，7000名印度远征兵被派到马耳他。

另一方面，索尔兹伯里试图取得奥匈帝国的谅解：“我极不希望与奥匈帝国弄僵，迫使其投入到俄国的怀抱，但是，我担心俄国某个时候会出高价收买它。

奥匈帝国的计谋是利用英国恐吓俄国。

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奥匈帝国则试图把英国推向与俄国的战争，并在俄国不堪重负时，乘机敲诈。

我感到，仅仅与奥匈帝国交涉仍然是危险的。

在与俄国和解的希望没有完全消失前，宁愿避免这种风险。”

[103]

事实上，英国面临的外交局面更为复杂：普法战争以后德国的势力日益增强，自由党政府对大陆事务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德国乘机拉拢俄国和奥匈帝国，利用君主纽带把俄奥两个帝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欧洲大陆孤立法国，以取得欧洲霸主的地位。

普法战争期间，俄国保持了“善意”

的中立。

为了回报俄国，德国在1871年的伦敦会议上帮助俄国取消了1856年《巴黎条约》中的黑海条款。

此外，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与英国在中亚和近东处于全面的对峙状态，从战略上看，俄国愿意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保持西部边疆的安全。

德国与奥匈帝国能够在1866年的战争后重新走到一起也不是偶然的，德国没有急于吞并奥匈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居住区，为保持与奥匈帝国的良好关系留下了后路，如德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汉斯·冯·施魏尼茨所述：奥匈帝国的存在“纯粹应归功于我们的善意，因为我们愿意保持它的完整。

奥匈帝国的完整对于欧洲的均衡甚至比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更为重要”

[104]。

1873年10月，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签订了“三皇同盟”

（Dreikaiserbund）条约，规定：三方彼此磋商“某些特殊问题上的分歧”

，“抵制来自任何方面的一切扰乱”

；在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进攻时，三国应商定共同的行动方针。

“三皇同盟”

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个保守主义的政治结构只是普法战争以后欧洲大国关系处于相互牵制状态的一种反映，俄奥合作是联盟的基础；[105]另一方面，“三皇同盟”

也显示了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而从前操纵欧洲均势的只能是英国。

1875—1878年的东方危机，造成巴尔干地区的动**，直接影响到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利益。

奥匈帝国担心边境出现一个由俄国支持的大斯拉夫国家，从而阻止其向东扩张的道路，奥皇企图利用“三皇同盟”

的框架，同俄国合作掌握巴尔干地区的事务；俄国则希望巴尔干各国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从而取得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地区的权利。

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

俄奥建议由《巴黎条约》签字国组成一个领事团，对土耳其的冲突进行调停。

1875年12月30日，六国政府向土耳其发出了照会：要求宗教自由，放松税收限制等。

由于列强没有作出保证，起义者拒绝在土耳其兑现改革前放下武器。

俄奥求助于德国，5月13日的《柏林备忘录》重申了照会的内容，只是在结尾加上了一个威胁性的保留：如果停火期满而未达目的，大国方面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德国之所以愿意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一方面，欧洲各国将视线从阿尔萨斯和洛林转移到东方，不愿意被俄奥冲突所牵连；另一方面，调停也表明德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国公认的仲裁人。

《柏林备忘录》得到法国和意大利的同意，却遭到英国的抵制，因为奥斯曼帝国不仅是联系英国与亚洲的通道，而且是防止俄国南下地中海、西侵中亚的屏障。

5月19日，英国在致各国政府的照会中指出，三皇柏林方案中，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力有损于和平，没有正当理由要求土耳其政府接受。

[106]迪斯雷利拒绝《柏林备忘录》是为增进英国的威望和影响，试图为其确保大国地位独辟蹊径。

为了破坏三皇同盟，迪斯雷利不惜与俄国妥协，以达成谅解。

但是，俄土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英国的外交斡旋。

英国怀疑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的要求是觊觎君士坦丁堡，迪斯雷利鼓动内阁对俄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英国对俄国威胁和干涉的程度将决定近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