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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党帝国政策的转变（第5页）

这里人口稀少，布尔人社区结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将给英国大量的人口带来福音。

从南非撤退难道不是我们鼠目寸光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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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兰士瓦的非宗主地位还有利于英国在南非拥有更多的殖民地。

长期以来，布尔人的民族主义和试图控制南非的愿望威胁到英国的南非殖民地开普和纳塔尔。

克鲁格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实现独立，并控制整个南非，将势力渗透到开普和纳塔尔的两翼，并在西南切断了开普的对外联系。

通过纳塔尔和葡萄牙殖民地德拉戈阿湾，建立贝专纳（Bed）与外部联系的通道。

布尔人的企图增加了开普殖民地的重要性，同时，苏伊士运河虽然已开通，但是由于土耳其形势不稳定，东方的航线显得非常脆弱。

开普航线仍然是英国调兵遣将最有保证的航线，自由党政府当然不可能放弃开普殖民地；在英国人与布尔人作战之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活动日益活跃，要求土地改革和自治的呼声不断，暴力事件时常发生。

为了避免南非出现第二个爱尔兰，格莱斯顿不得不对南非做出让步。

阿富汗问题是自由党帝国政策必须面对的又一个挑战。

自由党上台以来，政府准备从阿富汗撤军，将保守党执政时获得的区域交给新的阿富汗埃米尔阿布杜·拉赫。

此时里彭勋爵（LordRipon）已经代替李顿成为印度的总督，他认为一旦政府从阿富汗撤军，英国和俄国在该地区的摩擦必然增加，不仅造成混乱，而且俄国很可能侵入印度。

自由党政府为了满足各方的利益，与阿富汗达成了另一个妥协：英国承担保护阿富汗的责任；但是为了安慰党内的激进派，将战略地位重要的坎大哈省交给了阿富汗的埃米尔，其理由是为了“政治和政党的需要”

[23]。

在新的交易中，自由党的政策又给自己带来不幸：承担责任，但是却不能控制阿富汗埃米尔的行动。

1884年，俄国军队吞并了梅尔夫（Merv），并继续向中东推进，到达阿富汗和波斯之间未明确划定的边界。

这时，埃米尔掌握了主动权。

1885年3月，俄国军队和阿富汗军队在潘杰达（Penjdeh）遭遇，阿富汗请求英国履行保护阿富汗安全的责任，这一爆炸性的事件使自由党政府不堪重负。

但是，后来俄国同意阿富汗控制重要的祖尔非卡（ZulficarPass）要塞，才解开了自由党的困局。

从1885年起，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都意识到保卫印度的重要性，都认为印度的西北边界的安全已经超越了政党的界限。

为了保卫印度的安全和利益，格莱斯顿在第二届政府的后期效仿以前保守党在中亚的帝国政策。

因此，历史学家称“它是一个根本的政策转变，其中内部的冲突和中东的政治形势起了一定的作用”

[24]。

如果说与俄国的冲突出乎自由党人的意料之外，那么英国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恶化就是精心设计的结果。

在东方问题上，格莱斯顿一直激烈批评迪斯雷利的土耳其政策，特别反对英国占领塞浦路斯。

但是，在南非的马朱巴战役以后，格莱斯顿认识到放弃是不明智之举。

他一边从亚美尼亚撤回了陆军领事，一边举行海军演习，说服奥斯曼苏丹履行在柏林会议上的承诺，逼迫土耳其放弃了一些领土给希腊等邻国。

格莱斯顿的用意十分明确：保护印度的通道，保证英国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霸权，与法国合作，维持欧洲的和谐。

但是，格莱斯顿的欧洲和谐中没有德国，而俾斯麦（Bismarck）早有安排，他的计划中也没有格莱斯顿。

俾斯麦与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签署了秘密协定，扼杀了格莱斯顿的和谐美梦。

在理想和现实的强烈碰撞中，自由党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外交和帝国政策。

1882年，占领埃及的行动是其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