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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爱尔兰自治法案（第2页）

根据1880年贝斯博多勋爵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原有的土地法保护地主，“使地主在丧失一种有价值的权利后，很快就得到恢复。

地主要求较高的地租，如果佃户拒绝交付，他们会接到离开土地的通知，甚至连地主同意他以高地租继续占有土地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总之，佃户的屈从已远远超出不公平纳租的界限”

[122]。

新土地法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辉格贵族认为，《土地法》是爱尔兰恢复秩序和法律必要的选择，但是他们又担心：“自由党的极端倾向是为了购买大众的支持，通过分配反对派的财产，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且爱尔兰的土地政策还很有可能被运用到英格兰，使土地贵族的利益受到挑战。

[123]但是，与第一个土地法案一样，1881年的《土地法》并没有解决问题，佃农仍然被租金所累，不堪重负，随时可能被地主驱赶。

面对这样的形势，帕内尔施展高超的政治技巧，攻击法案的局限性，他说服爱尔兰议员反对土地法案，自己则在下院阻止法案的通过，继续要求租地农场主采取抵制的手段，公开宣称爱尔兰人不需要向英格兰地主交纳地租。

他认为爱尔兰人的暴力会带来英格兰人的妥协，更多的暴力会带来更多的妥协。

帕内尔的策略使格莱斯顿非常恼火，1881年10月他在利兹的公众大会上说：“如果在爱尔兰问题上还存在法律的一方和非法律的一方，文明的资源是不能被耗尽的。”

帕内尔则把格莱斯顿描绘成一个“戴着面具的骑士，最后扔掉了面具，把爱尔兰置于火与剑之中”

[124]。

随后，帕内尔被捕，“爱尔兰土地联盟”

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成员受到监禁。

自由党激进派虽然支持安抚政策，反对高压，但是，在关键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支持高压政策，赞成逮捕帕内尔，如张伯伦1880年10月给迪尔克的信中说：“帕内尔不希望用法律保证爱尔兰的公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呐喊是一个危险的行动。”

[125]逮捕帕内尔并不能解决爱尔兰的问题，格莱斯顿还希望利用帕内尔的影响，帮助土地法案的通过。

他同意释放帕内尔，其条件是平息爱尔兰的动乱，支持土地法。

随后，英国政府颁布新的法律，保护佃户的利益，规定年租金达不到30英镑的佃户以及付不起租金的人，可以拖欠租金。

由于《土地法》、高压政策以及拖欠租金举措都不能从根本上理顺爱尔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从1882年起，格莱斯顿就开始寄希望于自治法案，当年他在给福斯特的信中写道：“就爱尔兰的地方政府而言……直到拥有承担责任的机构与我们一起处理爱尔兰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计划都来自爱尔兰人……这个单方的交易限制了我们，却没有限制他们……如果我们推迟计划，我认为危险就在前面……爱尔兰目前首要的问题就是修复地主与佃农的关系；下一步将使大不列颠从爱尔兰政府的重负中解放出来，从失望的冲突中解放出来，我们给了爱尔兰人（威斯敏斯特）议会代表的权利，没有用，还是抱怨，因为没有地方自治政府，爱尔兰的权力只有建立在自治政府的基础上，才可能有一个好的、健康的结果。”

[126]显然，格莱斯顿认为只有爱尔兰自治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

在爱尔兰建立自治政府，好处不可估量。

我们目前的爱尔兰政策，使我们被巨大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十分乐意在爱尔兰建立自治政府，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实行这种类似自治政府的制度都不会给帝国带来任何的损害和不利。

[127]

由于保守党人始终将格莱斯顿的爱尔兰政策视为分离帝国的表现，他在爱尔兰问题上就缩手缩脚。

格莱斯顿的政策既要“继承迪斯雷利的帝国遗产”

，又希望用“分权和自治的管理方式”

加强帝国的团结。

1885年11月，他在给哈林顿的信中写道：“关于爱尔兰，正像我从前所说的一样，爱尔兰具有的一切应与帝国的团结相适应。”

[128]1884年，他在下院的发言中说：“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基础，是这个国家的感情、信念、声誉、力量和帝国的长治久安……”

[129]

1886年4月8日，格莱斯顿正式向议会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

（IrishHomeRuleBill），该法案的基本内容为：在都柏林建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议会（一院制议会），由爱尔兰的28个贵族和经过选举产生的75个议员（拥有75镑的财产）组成，任职期限为3年。

爱尔兰议会应在英国议会的严格管辖下处理爱尔兰的事务；爱尔兰的立法机构不得制定有关陆海军、外交、国防和贸易等方面的法律；

爱尔兰议员不再出席威斯敏斯特议会。

在提出法案时格莱斯顿做了感情充沛的演讲，他提醒反对派：“在你们否决自治法案之前，不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而应考虑长久的未来。”

但是，反对自治的力量出乎格莱斯顿的意料。

早在1885年保守党人就提出了《阿什伯恩土地购买法》，根据该法，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建立一个中心办公室，专门处理土地问题，政府有权提高土地价格，而购买的支付期可长达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