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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战略解释（第1页）

五、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战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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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在《历史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历史地理的修正》的文章，提出殖民主义是政治野心、国际竞争以及欧洲复杂局势造成的后果。

他断言，帝国主义原则上是一种政治现象，由此开辟了帝国主义政治解释的视角。

菲尔德豪斯首先回顾了欧洲400年的殖民史，认为殖民的动机非常复杂，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

如果说经济动机是欧洲殖民的出发点，那么政治动机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所得。

欧洲人最早的殖民活动是为宗主国建立有利可图的贸易，最典型的是建立商业基地，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某种条约。

但是，在没有商品可以贸易的地方，占领就成为意外的收获，如加勒比地区的糖岛、东方的胡椒岛、北美的皮毛产地以及秘鲁的银矿等。

19世纪前，欧洲还没有剩余资本，投资仅仅限制在贸易方面，资本出口在这些经济活动中不能发挥作用。

因此，从欧洲的扩张开始，经济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许多殖民地更是政治和军事竞争的成果，而不是追求利润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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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述帝国主义的政治特点时，菲尔德豪斯将英法在18世纪的殖民争夺，与19世纪后20年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帝国主义行为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18世纪是英国与法国争夺殖民地最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欧洲的大国政治确立的时期。

“帝国政策是大国政治的一种反映：争夺在美洲和印度的霸权，争夺海上通向东方的战略基地，都是政治而非经济竞争的结果。”

[81]例如，英国在加拿大的取舍上，更多考虑了殖民地的军事安全和国家威望，较少地考虑其经济价值。

如果说18世纪的扩张带有政治色彩，那么1870年以后帝国政策的政治性更加明显。

其原因在于：1815年以来到19世纪末，帝国的管理与早期的殖民产生了断裂，前后不能用同样的政治和经济标准进行衡量。

美国独立以后，英国获得了新殖民地，开始了帝国的重建（第二帝国）。

在自由贸易原则的主导下，英国经济领先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英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殖民地对于英国的经济几乎没有贡献。

另一方面，殖民地在英国的外交中同样不起重要作用。

英国的海军优势使英国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只有法国和俄国还有抗衡的能力。

同时，英国的经济优势和海军霸权也保证了殖民地的安全，除了太平洋、近东以及印度边界受到一些威胁外，其他地区几乎固若金汤。

70年代前后的帝国政策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英国、法国和俄国持续扩张领土，尽管1840—1870年英国处于反帝国主义的时代，然而其扩张的步伐并未停止：香港成为具有特殊作用的贸易基地，澳大利亚内部的扩张导致了昆士兰殖民地的形成，英属哥伦比亚是同美国竞争的结果。

在印度的前沿地带，旁遮普、信德、贝拉尔、奥德、下缅甸相继被兼并；在开普殖民地，贝专纳、格里夸兰和德兰士瓦陆续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事实上，在此期间，英帝国一直在寻找扩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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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菲尔德豪斯认为，这些地区并不是一种扩张政策的结果，而是军事安全、管理效率以及在现存殖民地前沿保护原住民需要的结果。

这一时期的扩张与早期扩张一样，处于权力真空地区的扩张速度总是比较慢，只有当他们遇到一些不能改变的政治或地理障碍时，他们才会加快脚步。

同样，1870年以后殖民地的扩张类型和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殖民前沿的扩张。

因此，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仅仅是几个世纪前开始的持续。

对于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菲尔德豪斯认为，即使“经济帝国主义”

存在，也需要国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

商人既需要殖民地内部的政治安全，又需要殖民地外交的稳定，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两个条件都必须由宗主国的政府提供保证。

[83]菲尔德豪斯认为，第一个条件可以通过与代理国家签订条约、保证机会平等、合理税收、必要时通过武力来取得；第二个条件需要在承认共同利益、维护公平竞争和反对垄断经营的前提下取得，如果出现问题，在不损害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寻求外交途径解决纠纷，以维持地区的利益平衡。

19世纪初，帝国追求的是富裕而非安全，经济利益代替了政治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