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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战略解释（第2页）

然而，19世纪末，经济和政治的平衡再一次被颠倒。

在新的形势下，帝国的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其特点是国家安全优先，强调军队的力量和国家的威望。

1870年以后，欧洲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打败了奥匈帝国和法国，实现了国家统一，这种以战争求统一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914年。

德法之间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争夺，形成了欧洲均势的两个中心。

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双方最关心的问题都是拉拢盟友，德国为了防止法国反扑，法国则尽可能报复，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两国的均势争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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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均势形成后，政治家又将军事实力视为国家的伟大标准，出现与18世纪相似的政治形势，因此殖民地再一次成为实力、财富以及地位的象征。

当时欧洲大多数政治家都不反对占领殖民地，问题是占领值得还是不值得。

俾斯麦非常清楚，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对于德国的原材料供应、移民以及贸易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些地方能够为德国提供海军基地，一旦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可以做德国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于提高德国的国际威望具有重要的作用。

1884—1885年，德国在西非、西南非洲和新几内亚开始了政治帝国主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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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在英法争夺埃及、法比争夺刚果时，表面上是一个旁观者，事实上并不尽然。

在埃及问题上对英国的容忍，是希望从英国得到补偿。

另一方面，德国希望法国明白，目前对英国的支持并不是对法国的敌对，而且德国正在酝酿对付英国的行动。

菲尔德豪斯认为，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英国是“最勉强”

的，如果保持现状就意味着在非洲争夺中失败；如果竭力占领，冲突和纠纷将层出不穷。

但是英国仍然选择了后者，用菲尔德豪斯的话来表述：新政治力量具有极大的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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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菲尔德豪斯认为，帝国主义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促进宗主国贸易的需求以及政治和军事的竞争，其中政治的因素居于首位，经济处于从属地位。

他指出，1870年后欧洲各种联盟的建立都表明均势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的操纵力量，这种新的政治格局使新重商主义具备了新特点：在关税保护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力量和应对战争及民族自足的能力。

1884年，俾斯麦建立殖民帝国的行动使殖民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在正常的竞争中，政治家们对复杂的政治形势长袖善舞，始终控制主旋律，而商人、投资人和投机者仅仅是舞台上的跑龙套角色。

从殖民地的角度看，帝国主义被视为欧洲政治斗争在边缘地区的延伸，因为欧洲的均势十分微妙，任何一方都不能进行主动的行动，所以只有在殖民地才能够打破外交的僵局，改变均势的平衡，以图增加国家的威望，并促进未来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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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而且是满足民众心理的具体行为。

菲尔德豪斯写道：“前进政策已经再不是几个外交家的博弈，也不是小集团的压力，而是数以百万的人将帝国视为一种信仰。”

[88]因此，殖民地成为一种心理需要，帝国主义是大众歇斯底里的财产，政治家在这种不能控制的压力下，持续地筹集最后的力量承担白人的“负担”

。

如埃尔德里奇所述：“帝国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根源是由于政治的事实——侵略式民族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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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森（RonaldRobinson）和加拉格尔（JohnGallagher）在《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一书中对帝国主义的行动进行了策略上的解释，指出19世纪最后20年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行动，表明了帝国政策与经济政策鲜明的差异——“国旗没有追随贸易和资金，资金和贸易也没有追随国旗”

[90]。

尽管欧洲社会和经济发展导致的竞争可能是帝国主义的推手，但是，英国在新帝国主义的行动中带有战略考虑。

首先，在欧洲的影响下，埃及政府的垮台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主导的作用，70年代末已越过“非正式帝国”

的顶峰，而非洲的危机无论从帝国还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都值得关注，英国把北非的埃及和南非的开普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单一简单的帝国主义方式”

。

其次，18、19世纪的扩张具有历史根源和世界范围的分流，这一过程包含帝国建构和帝国的破裂双重特点。

所谓“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