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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扩张到巩固（第2页）

双方的伤亡按当时的标准也同样十分惨重，英军中有2.2万人阵亡或死于伤痛及疾病，布尔人战死者大约为7000人，[12]此外还要加上大量非战斗人员及站在布尔一边的非洲人的伤亡。

如此损失与战前的估计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样的结果，一方面使英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和改革在战争中暴露出漏洞的军事系统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无法再让英国人对以如此代价来进行扩张**昂然了。

正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Grey）所说：“现在这一代人已经有足够的热情，已经流了一点血，也变得正常而理智了。”

[13]

更为重要的是，战争让人们感到扩张帝国是一个负担。

自由党政治家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Bannerman）认为，英国无论如何“已经不能负担一个战斗的帝国”

。

[14]连一向热衷于帝国扩张事业的张伯伦也持同样的观念。

1902年6月，即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月，他在殖民地会议上首先对各殖民地在战争中大力援助深表感谢，既而又说：“筋疲力尽的巨人在命运的巨大轨道上蹒跚。

我们已经承担责任多年了。

我们认为，该是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支撑它的时候了。”

[15]凡此种种，表明英国在战后已无力进行大规模扩张。

其次，战争使得英国人对于帝国扩张的道德自信消失了，人们对帝国扩张背后的动机及采取的手段深表厌恶。

维多利亚晚期的帝国扩张一直都标榜着把正义、道德、法律等带到落后地区，但英布战争却是对两个自由国家的攻击。

而且，以时事评论家、经济学家J.A.霍布森（J.A.Hobson）为首的一大批评论家对战争的目的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批评。

1900年，霍布森把他为激进的《曼彻斯特卫报》撰写的关于英布战争的文章汇编成《在南非的战争》一书，在书中他提出“我们为谁而战”

的问题。

他认为，一批英国金融资产阶级在南非掌握金矿、炸药的垄断和酒的贸易，致力于建立“完全由业主统治的政权”

，德兰士瓦的普通英国农民阶层却一无所有。

因此，战争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使一小部分国际矿业和投机寡头在比勒陀利亚处于掌权地位”

[16]，但这些人的利益又与英国公众无关。

1902年，霍布森又发表《帝国主义研究》一书，对现代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从而成为这一主题的经典论述之一。

在书中他提出，国内的分配不公导致穷人入不敷出，而富人手中“大量剩余价值在国内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

，因此要将资金投向海外，[17]这构成了帝国扩张的动力，也养活了一个“经济上的寄生虫阶级”

，他们不仅从帝国扩张中获利，而且依靠帝国供给他们的子女以种植园主、牧场主及牧师等职业。

[18]

霍布森的这个观点，在英布战争后英国对帝国扩张进行反思之际，确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后来南非局势的发展似乎是在证明霍布森的看法，战争结束后，德兰士瓦政府对炸药的垄断并没有被打破；当地的矿主们为了获得更高的利益，宁愿引进廉价的中国劳工，也不愿意雇用工资较高的英国移民；并且这些金融巨头们不肯拿出一个便士来帮助战后的南非稳定局势。

[19]由此，英国人不得不相信战争的目的是为一小部分金融寡头去掠夺布尔人的土地。

另一方面，战争中采取的手段也使英国人深感羞耻。

英军总司令基钦纳（HerbertKiter）为了打击游击队，采取焦土政策，把战争中俘虏的士兵拘禁或流放；又借口保护，将妇女、儿童及土著仆役投入集中营；庄稼、牲畜则一律毁掉。

基钦纳的集中营在卫生管理方面很糟，瘟疫得以流行，而且还存在着虐待现象，这很快使集中营臭名远扬。

英国社会工作者艾米莉.霍布豪斯（EmilyHobhouse）曾亲自到集中营中调查，证明关于集中营状况的传闻属实。

她组织了一个反对这种集中营的委员会，得到许多英国人的支持。

[20]更令英国人激愤的，是这种恶劣状况所导致的高死亡率。

1900年10月，集中营里的儿童死亡率为344‰，相当于英国格拉斯哥市最糟糕的贫民窟中的死亡率的4倍多。

[21]至战争结束，据估计，集中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死亡人数在2.5万—2.8万之间，[22]比死于战争的人数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