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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帝国的主导思潮（第5页）

通过向联合王国而非德国或比利时购买瓷器、陶器、玻璃制品或刀具，加拿大将向英国而非别的国家提供就业机会。”

[65]

张伯伦的关税改革思想的产生，和他的背景分不开。

他出生在英国工业重地伯明翰市的一个巨商家庭，对经济问题十分敏感。

该城市自19世纪80年代起就注意到了其他工业强国对英国工业霸权的挑战。

1895年，伯明翰的商界代表就向负责调查英国贸易衰落原因的委员会深刻地指出：“保护性关税已经使文明的市场向我们关闭。

……凭借保护性关税，德国和美国已发展了他们的工厂，并且从他们的国内销售中获利。”

[66]在伯明翰市的这种氛围中，张伯伦产生关税改革思想不足为奇。

帝国改革派大多长期从事帝国事务，对于帝国的发展前景有较明确的看法。

他们的观点一般都具有前瞻性，往往都是明确提出帝国政策未来发展的走向，因而也确实吸引了不少人。

直到1953年，张伯伦的追随者、一战后担任过殖民大臣的艾默里在其回忆录中，仍然强调：如果当时英国确实实现了张伯伦的政策，则英帝国根本不会衰落。

[67]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帝国改革派的观点虽然指向帝国未来，但是其理论立足点却是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此时已遭到许多人批判的种族主义观点和文化使命观。

种族主义理论包含两个要点。

一、英国至上论，认为上帝对英国人情有独钟，他们天生就是统治世界的种族。

张伯伦指出：“命运之伟大与重要性完全给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气候和环境都不能改变这个骄傲、顽强、自信和果断的种族。”

[68]二、种族等级观念，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个不同种族的等级体系，英国人居于种族体系的最顶端，有色人种则在底层。

米尔纳认为：“白种人必须统治，因为他是通过许多步骤才被提升到高于黑人的地位的。”

[69]在实践中，他们一直注重与白人自治领的联合，而把土著种族视为较低等的、未发展的种族。

至于文化使命观，则是他们从种族主义推导出来的理论，即处于较高文明程度的英国人负有向全世界传播英国文明的天定使命，正如张伯伦指出的：“命中注定要把我们的美德及缺点一并传播到有人居住的地区。”

[70]张伯伦的殖民地发展政策，实际上也包含着英国人比当地居民更懂得如何发展经济的含义。

正因为他们持有种族优越感和传播英国文化的使命感，所以他们强调为了完成伟大的目标，可以不计较采取的手段是否正当，张伯伦指出，“你不可能不打破鸡蛋就做蛋卷；你也不可能不使用武力就能摧毁野蛮、奴隶制和迷信”

，虽然这样做有些违背正义的原则，但“如果你把人道上的收获及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做一个公正的对比”

，你会感到还是得大于失。

[71]因此，该派强调英国人必须理直气壮地领导帝国，他们强调巩固帝国必须注重效率、秩序，而不是自由主义所提倡的民主与自由。

他们甚至攻击英国民主制的拖沓和低效率，认为议会议员根本不懂得帝国问题的实质，米尔纳更公开声称不要受“威斯敏斯特的乌合之众”

的干扰，[72]而其对南非的治理则完全体现了他的铁腕政策。

正因为如此，帝国改革派的做法经常遭受自由主义者的指责，也往往激怒他们的同僚。

帝国改革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于英国政坛，无论在帝国的中心英国，还是他们统治的殖民地，都留下了深深痕迹。

他们关于把帝国联合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的构想，一度得到一部分自由党人和费边主义者[73]的支持。

[74]他们在任期内也曾大力推行他们关于如何巩固帝国的主张，因此其思想虽然在英国政坛中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也确实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此外，赞成他们思想的人在未来的英国决策层中也曾起过很大作用，比如利奥波德.艾默里（LeopardAmery），此时是张伯伦的追随者，一战后成为殖民大臣，一直认为英国将来的繁荣“依赖于我们在帝国中的遗产的发展”

[75]。

因此，他大力推行了许多发展附属殖民地、加强帝国联系的创新性举措。

（三）文化相对主义对种族主义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