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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治制度 移民地区的基石（第2页）

所以，自治制度并未动摇帝国的最高权威。

不但那些小的白人殖民地对英国忠心耿耿，发展最迅速的老牌自治领加拿大也一向以“生为英国臣民，死为英国臣民”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5]，并无脱离英帝国的意图；而加拿大境内的英、法两族的冲突也相对缓和，法裔加拿大人非常拥护帝国。

自治政府制度因其两全其美而成为英国19世纪中期自由帝国最具特色的创举，被英国人奉为圭臬。

（二）如何在英布战争后以最佳方式重建南非，摆脱力量上和道义上的困境，这一极为紧迫的问题使英国人不得不求助于自治政府这剂万灵药。

英布战争让英国耗资巨大、损失惨重，如何处置战败的布尔政权也让英国颇伤脑筋，早在战争期间就引起了诸多争议。

南非专员米尔纳曾坚决主张要布尔人无条件投降，要“粉碎敌人的军队和政治组织”

，还要粉碎布尔人的社会结构[6]，以建立起一个英国人占主导地位的南非联邦。

他的这种铁腕政策在当时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

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而引发的英国人对帝国道德基础的重新思考，以及因战争而导致的英国在欧洲倍受指责、日益孤立的状况，迫使英国政府必须寻求一种既能保证获得霸权、又能体现英帝国传统的“自由与正义”

原则的解决方案。

自由党的福勒（HenryFowler）1900年时很典型地指出，解决方案必须包括：“女王遍及全南非的霸权的建立……所有白种人关于民事、政治和宗教上的平等权利……确保土著居民能得到公正和人道的对待的条款。”

[7]而米尔纳的方案则因为过于激烈而被否决。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亲布尔派力量在坎贝尔-班纳曼和劳合.乔治麾下结合。

坎贝尔-班纳曼明确提出，解决方法应当是效法18世纪末英国政府在加拿大地区善待法裔移民而使后者心甘情愿地成为英帝国臣民的先例；给予被征服的布尔人自治权利，使这些新的臣民对英国感恩戴德，从而自愿保留在帝国统一体内。

[8]

布尔人在严重缺乏粮食、马匹及装备的情况下顽强作战，截至1902年春，仍有2万名布尔人未放下武器。

[9]这一事实使英国人明白，布尔人的人心是很难征服的，只有对他们宽宏大量才能使他们消除敌意。

于是，要求政府做出妥协以尽快结束战争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做出了战后兼并两个共和国，但给予布尔人宽厚待遇的决定。

得到英国的许诺后，两个布尔政权同意结束战争，在放弃独立的前提下缔约。

1902年5月31日，英布双方在德兰士瓦的弗里尼欣（Vereeniging）缔结和约。

和约规定布尔人立即停止抵抗，承认英王爱德华七世为他们的君主，交出布尔政权；英国对布尔地区暂时实行军事管制，以后若条件允许，可以引进自治政府制度。

作为安抚条件，英国同意释放战俘，不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及财产；如果儿童的父母提出要求，则学校可以用当地的语言——阿非利卡语[10]来教学，法庭上如有必要也可以使用当地语言，等等。

[11]以上条款，与英国18、19世纪对待法裔加拿大人的政策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战后不久，张伯伦就访问了南非。

历时2个月，他走访29个市镇，多次发表演讲，并与布尔人代表进行会晤。

如此辛劳的目的，正如陪伴他出访的妻子在一封信中所提到的，是“试图调和那些本该成为朋友的人，并且使他们铭记：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

[12]。

他们往往受到所到之处的热烈欢迎，这说明和约的宽大在争取人心方面确有成效。

英国政府在以巨大代价赢得这场战争后，却摒弃了米尔纳所主张的无条件投降方案，而代之以一个相当宽大的条约，并许诺将来给予他们自治政府。

其目的，正是为了争取顽强不屈的布尔人的人心，重建两个种族的和谐，以稳定帝国的统治。

毫无疑问，形势的紧迫性使英国人必须重视自治制度的作用，以自治制度作为帝国的一块重要基石。

《弗里尼欣和约》之后，米尔纳成为南非总督，负责战后的重建和管理，他把在更坚实的基础上统一南非，并且永远保持在帝国统一体内视为使命。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安抚及建设措施。

他根据和约遣返布尔战俘，归还农场，以恢复粮食生产。

1903年，他又主持召开了各南非殖民地之间的铁路会议，确立修建连通中南非洲的铁路；不久又设立了殖民地内部委员会，以控制铁路系统的资金与收入[13]，这促使了几年之后连接纳塔尔殖民地和奥兰治殖民地之间的铁路系统的完成。

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一个试验性的全南非关税同盟，规定废除所有地区之间的内部关税，从而形成一个遍及全境的、流畅的贸易体系。

[14]开放性的贸易、铁路运输体制为南非的政治统一创造了充足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