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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慈专制 印度的统治（第2页）

这之下是负责税收、法律等系统的印度文官，主要从毕业于牛津或剑桥等大学的英国年轻人中征召。

只有在下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中，才有印度人任职。

寇松等人坚信：“英国人拥有思考的习惯和活跃的性格，这是完成统治任务所必需的，所以高级职位只能由英国人垄断。”

[43]

第四，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无关大局。

当时，整个帝国范围内的殖民统治者都存在着一种共识，即认为民族主义者关于殖民地应拥有类似于英国的代表制政府的主张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只存在于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向往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心中，而民众则更倾向于一个管理良好的政府。

寇松曾指出，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代表制政府和选举机构什么也不是……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好的政府，是可以保护他们免遭贪婪的高利贷者和地主之害的政府。

当印度政府变得越来越议会化之时，它对于居民中最贫穷的阶层也就变得越来越少爱护和仁慈”

。

[44]因此，既然民族主义者的主张不适合于印度，其代表性团体的存在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寇松于1900年曾很坚定地表示，作为民族主义代表的印度国大党正“蹒跚地走向覆灭”

，而他的最大的雄心之一，就是帮助它“无痛苦地寿终正寝”

。

[45]

（二）认为英国人在维持其对印度的最高权力的同时，必须还要考虑到印度人的利益。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虽然是征服的结果，但是对于印度这个传统、文明均比英国还古老的地区，英国人如果不能证明他们的统治具有优越性的话，那么也很难持久地以一小部分白种人来统治成千上万的印度人。

这种思想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已存在，而且还成为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统治印度的一个主导思想，英国人在印度修建公共设施、发展教育，取得不少成就；1857年兵变之后，虽然英国对印度实行了专制统治的政策，但它仍是英国对印度政策的一个基础原则。

正如寇松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在印度的统治想要持久的话，它必须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它必须依靠持久的正直和公正的德性。

……除非我们能够说服千百万印度人：我们将给予他们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公正，法律面前的平等，免受暴政、不公及压迫之苦，否则帝国将不会触及他们的灵魂并将趋于消亡。”

[46]他把这作为他的奋斗目标并要求确保英国在印行政机构的高效率和公正性，以便让英国人的行为方式、道德准则的优越性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以体现，从而成为印度人的表率。

英国人关注印度利益的实质，是指英国在印度的官僚机构以家长制的方式来关注印度人。

布赖斯截至1913年仍认为，印度的事例证明，“在严格的公正和抑制强者滥用权力的自然倾向的原则上，一个欧洲种族对一个臣服的土著种族的统治，是有可能存在的”

[47]。

实质上，这仍旧是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性的体现，它隐含着英国统治能给印度带来更多好处和公正的意思，从而也就证明了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合理性。

以上两点考虑，均在当时英国巩固对印度统治的政策中得以贯彻。

1898年，主张以积极手段巩固帝国的寇松出任印度总督，此人精力充沛、充满自信、果断敢为，同时又刚愎自用、固执傲慢，无视国内同僚的意见，无视整个帝国出现的民主进程。

这种个性使他在统治印度的方式上与南非专员米尔纳有很多相似之处，只不过后者的南非政策是违背国内决策者推行自治制度的意图的，而寇松则是大力贯彻早已成定制并为绝大多数英国人所认可的“仁慈专制”

，在其任期内他把这种统治方式推到了顶点。

与“仁慈专制”

的理论相应，寇松巩固对印度统治的政策也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有关印度福利和发展的政策。

首先，他主持了大灾荒的赈济工作。

1899—1900年，一场特大灾荒袭击了印度西海岸，受灾人数达到数百万之众。

寇松亲自负责庞大的赈济工作。

他宣称，要使人们通过英印政府在这场灾荒中的所作所为了解到：“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像我们一样承担这样的责任。”

[48]由于他的救济工作的成功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仁慈，使得印度国大党也对他交口称誉。

[49]其次，寇松还实行了一系列减轻农民的负担、发展农业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