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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仁慈专制 印度的统治（第4页）

实际上，莫利与明托在其任期内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无不是遵从着“仁慈专制”

的基本准则，其改革也是在专制统治的框架中向着更开明、更仁慈的方向做出一些变动。

这可以从他们在印度实行的具体政策中看出来。

与寇松的政策一样，明托巩固对印度统治的政策也分为两类，分别与“仁慈”

“专制”

两条基本原则相对应。

第一类是维护英国人对印度的绝对控制权，当时的印度局势抗议声四起、恐怖活动横行，曾有恐怖分子将两颗炸弹投到明托脚下，但是未能爆炸。

[62]针对这种状况，维持英国统治的首要目的当然是镇压恐怖活动者和民族主义者中的极端分子。

政府首先明令禁止出版自由和公共集会，1906—1907年，拉合尔地区的《旁遮普人报》（Punjabee）、孟买地区的《自治报》（HindSwarajya）、古兰瓦拉地区的《印度报》（India）的业主及编辑均因煽动罪被捕入狱。

在加尔各答，光1907—1908年一年，就出现七桩政府起诉报纸的事件。

1907年，政府通过了《煽动性集会法案》（SeditiousMeetingsAct），限制集会自由，为期三年，后来又变成永久性法案。

1908年，政府通过一项《新闻法案》（PressAct），对煽动性报道进行限制，两年之后又出台了一个更为严厉的限制性法案。

[63]接着，政府又对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开刀。

主张坚决不与英国人妥协的著名民族主义领袖提拉克（BalGangadharTilak）被捕，被判处六年监禁。

另外一些德高望重的民族主义领导人，如拉伊（LalaLajpatRai）、都特（AshwiniKumarDutta）、米特拉（KrishnaKumarMitra）等，则未经审判就被驱逐出境。

[64]除此之外，政府还镇压了1908年孟买地区爆发的大罢工。

以上行动，确实让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受到很大打击。

明托所采取的第二类政策，则考虑到印度人的利益与要求，体现出英国统治的公正性，以使这种统治更具合法性。

其具体的措施便是1909年实行的改革。

根据对印度事务的考察，明托与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均认为，随着印度人中受过教育的人的增长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印度人要求参与政权已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两人一起推出了《1909年印度立法委员会法案》（IndiancilsActsof1909），通称“莫利-明托改革”

。

该法案经过莫利和明托的大力争取，终于获得英国议会批准，得以颁行。

此项改革旨在增加印度人在各级立法、行政机构中所占的比例，部分满足印度人扩大参政权的要求。

法案规定，任命两名印度人为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委员，任命一名印度人为总督的行政委员会成员，全印立法委员会中的印度议员人数也得到相应提高。

也就是说，在原先为白人垄断的机构中引进了印度人，不过他们不是由民选产生，而是由政府任命。

此外，在地方立法委员会中，民选的印度议员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各级立法委员会中的印度议员均有权质疑、讨论预算案，但不能拥有动议及颁布法律的权利。

[65]

莫利-明托改革是自英国对印度实行专制统治以来首次允许印度人就任高级官员，这与寇松极度蔑视印度人、不允许后者成为高级官员的态度截然不同，因此该改革被不少人视为专制制度的终结，其推行也曾受到英国国内坚持专制统治的人的激烈反对。

但事实并非如此，莫利-明托改革仍然没有跳出“仁慈专制”

的框架，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这一改革并不是给予印度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英国统治印度的一整套机构仍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只不过多点缀了一些印度议员而已；英国对印度的绝对控制权也未有改变，印度议员虽有议论之权，但却无法动议、决定、颁布法律，这就使得印度议员在印度事务上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因此，改革过的印度议会绝不同于英属自治领的自治机构，它仍只是英国直接统治的机构，印度人的参政权更多是一种名义上的权利。

所以，该法案在英国议会进行辩论时，寇松等人对之大加批驳，认为代议制政府根本不适合印度，而莫利却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人们认为，这一段时期的改革将直接或必然导致议会体制在印度的建立，那与我毫无关系。

……一个印度代议制体系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

[66]那么，这一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呢？莫利曾在1908年对明托作过解释：改革的真正目的不是削弱英国的统治，而是“使政府能够更好地了解被统治者的需求、利益和情感，另一方面，等机会到来时，给予被统治者更好的理解政府立场的机会，以避免误传那些无知而具有恶意的见解”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