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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治框架中的民族主义（第2页）

[8]19世纪末，加拿大对其西部领土进行开发，因而需要大量移民去建设西部。

英国政府曾希望加拿大能接受大量英国移民。

英国移民主要是一些熟练工人、农场主、无技术的仆役和劳工以及中上层年轻人[9]，而加拿大想要的却是农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不顾英国反对，接受了来自东欧的几十万适合务农的移民。

移民的输入使加拿大人口急剧上升，也对加拿大的民族构成产生了很大影响，英裔人和法裔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从1871年的92%下降到1911年的83%。

[10]此外，这些欧洲移民要求与法裔加拿大人享有同样的语言、宗教、教育、文化权利。

加拿大政府为了不动摇法裔人的平等权利，答应了欧洲移民的要求，这就促使加拿大开始向多元文化特征发展。

南非也有非洲居民和布尔人一直与英国关系不睦，反对与帝国保持联系。

因此，这个地区一旦与英国发生种族和文化冲突，也会在冲突中选择自身利益，从而逐步发展自身的民族特性。

南非的布尔人反对米尔纳的英国化政策就是一例明证。

[11]

澳大利亚的情况有所不同。

19世纪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接受外来移民方面就存在着种族主义倾向，排斥有色人种入境，即推行所谓“白澳”

政策。

这一政策主要针对帝国内的有色人种，故而，张伯伦曾建议各殖民地“用避免伤害任何英王臣民感情的措辞方式”

来修饰他们排斥有色人种的立法。

[12]联邦建立之后，澳大利亚继续推行白澳政策，时任总理迪金（AlfredDeakin）曾解释说：“如果澳大利亚的统一不意味着种族的统一，则毫无意义。”

[13]虽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似乎与英国在表面上并无种族上的冲突，但由于澳大利亚坚持英国所不赞成的白澳政策，致使双方一直存在矛盾冲突，成为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情绪产生的一大动因。

另外，澳大利亚还存在着约占人口20%的爱尔兰人。

他们保持着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和老爱尔兰人的价值观，也保持着强烈的爱尔兰爱国主义，反英情绪很强烈。

[14]澳大利亚的爱尔兰裔移民一直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驱动力。

[15]

其三，自治地区因为自治制度而引发的效忠帝国的行动，反而激发了民族主义的产生。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英布战争。

战争中，各自治领地区应英国之要求而派出了大批远征军，这使得英国的帝国主义者精神为之一振，极力称赞帝国的凝聚力。

然而，自治地区的反应却表明战争成了它们民族主义发展的契机。

战争使自治地区意识到多年来一直充当它们保护伞的英国实力已大不如前，并认识到在帝国对外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对它们来说是极危险的。

战争刚爆发，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领袖布拉萨就竭力反对加拿大卷入南非战争。

他说：“如果我们派出2000人、花费200万元去与两个总人口不过25万人的国家作战。

那么我们又要派多少人、花费多少钱来与第一流强国或强国联盟作战呢？”

[16]而英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也让人怀疑它是否还能保护殖民地，加拿大人的不满情绪也日益表现出来。

英国的哈顿（EdwardHutton）将军提到，加拿大国防部长博登（FrederickWilliamBorden）曾在英军的“黑色星期”

之后隔着桌子对他大吼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加拿大是否值得继续作为帝国的一部分？”

[17]由此，加拿大的独立性逐步加强。

总理洛里埃代表加拿大宣称：“在将来，它应拥有行动与否，干涉与否，或做其所高兴的一切的自由”

[18]，从而把加拿大因战争而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推上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