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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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统治的危机（第3页）

[17]尽管如此，国大党的成立仍是近代印度民族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国大党的出现标志着近代印度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有组织、有发言人的新阶段。

国大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采取英国式的宪政手段，讨论政治问题并向政府递交请愿，以期达到目标；同时还组织各种协会，出版刊物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

他们提出了发展当地工业、开展教育与社会改革、改革警察制度、保护海外印度人的利益及保护印度人的自由权利等民族主义主张。

[18]

后来的国大党成员辛格（G.N.Singh）评价说：“早期国大党在那个时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旨在促进民族觉醒、推行政治教育和统一印度人，并在他们中创造一个共同的民族特性。”

[19]所有这一切，使国大党在印度人中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与会代表人数从最初的72人上升到1905年的758人。

[20]至20世纪初，除了穆斯林团体认为国大党代表的是印度教徒的利益而对之排斥外，国大党基本上可以称得上印度民族主义的代表，而且已经初步显示出它将是领导全印度民族运动的力量。

颇有先见之明的英国《泰晤士报》指出，如果国大党的要求都得以实现的话，则“英属印度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

[21]因此，英印政府专制统治中兼顾印度人利益的一面导致了印度民族主义组织的成长。

（二）英印政府坚持英国人最高统治权的做法促进了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专制统治达到顶峰之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与专制制度难以相容的状况更为明显。

为了满足民族主义者日益增长的获得参政权的要求，英印政府于1892年通过一部“印度立法委员会法令”

（ThecilsActof1892），规定总督可以任命（而非通过选举）一部分印度人进入立法委员会。

这一举措实际上否决了印度民族主义者想获得选举权的要求，因此印度民族主义者马拉维亚（MadanMohanMalaviya）认为：“该法案仍然使印度人在这个国家的管理中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22]试图安抚印度人的举措反而引起了印度人的反感。

但是，英印政府并不想做出进一步的让步，1897年，一个印度政府中的财政人员指出，“当我们用武器的力量征服一个种族或民族时，这个民族的人民却可以要求获得反对征服种族的权力”

，他看不出“这样的信条有什么合理的基础”

。

[23]

这种态度使国大党中的一批极端民族主义者对通过与政府合作而合法地获得政治权利失去了耐心。

他们在激进派提拉克领导下，提出了“斯瓦拉吉”

（Swaraj，印度语“自治”

）的要求，提拉克有句名言：“斯瓦拉吉乃我与生倶来之权力，我必将拥有之。”

争取自治的意志很坚决。

[24]此时又恰逢1896年秋印度爆发大瘟疫、1897年又发生旱灾，受灾面积很大，而赈济措施又不足，致使民怨沸腾。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者寇松出任印度总督，把专制统治推到了顶峰。

寇松虽然意识到印度的民族感情正在成长，而且认为这种情绪是“从来不能完全与异族政府调和的”

[25]，但是他仍然坚守专制统治的阵地不做任何让步。

寇松毫不手软地推行了一系列维护英国最高权力、打击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措施，主要有1899年的“加尔各答市镇法令”

、1903年的德里朝觐活动和1904年的“大学法令”

，而真正引发全民愤怒的则是1905年的分割孟加拉行动。

孟加拉印度教徒是全印度政治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因而寇松的这一行动明显是试图削弱民族主义运动；加之孟加拉省种族、宗教问题复杂，分割会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该措施被认为是对全印度人的侮辱和伤害。

[26]这一行动像一枚炸弹，旋即引起了整个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

1905年8月，国大党领导印度人发起了“斯瓦迪希”

（Swadeshi，印度语“抵制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