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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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统治的危机（第4页）

）行动，得到了除可能在分割中得益的穆斯林团体之外的所有印度人的支持。

反分割行动促成了民族主义情绪自英国实行专制统治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这标志着印度民族主义已经超越了只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参与的阶段。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除了寇松的高压政策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许多印度作者指出，印度的贫困是由英国统治造成的，瑙洛吉（DadabhaiNaoroji）的《印度的贫困与非英国统治》、都特的《印度经济史》及迪格比（WilliamDigby）的《“繁荣”

的英属印度》，这三本持上述观点的书在当时广为流传，加剧了连遭灾荒袭击的印度人的反英情绪。

[27]二是1896年意大利被埃塞俄比亚人击败、1899年英军受制于布尔人以及1905年俄国败于日本之手，皆证明了帝国的力量并非不可战胜，这也对印度民族主义起了鼓舞作用。

1905年10月，分割法案生效之时，孟加拉地区关闭商店、市场，家家不生火做饭，以示抗议。

在加尔各答，有上千人赤足静走示威。

[28]印度人焚烧英货，坚持用印度自己生产的产品，以致许多英国商人不得不在自己的货物上换上“德国制造”

的牌子以防止被群众焚毁。

抵制英货行动使英国商品特别是棉织品损失惨重，其倾销印度的商品额1904年达2200万镑，而1908年则锐减了14。

[29]除了抵制英货外，孟加拉地区还爆发了武装起义。

国大党则于1906年明确要求，其最终目标是在印度实现“自治”

。

[30]这表明印度的民族主义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

寇松的去职，标志着英属印度鼎盛时代的结束。

接任的明托总督在专制的框架内做出改革，首次承认了部分印度人可以通过选举进入英印行政机构，并承认印度人可以担任较高的行政职务。

由此，从1905年到1914年，专制统治进入调整时代。

明托时代的改革措施起到了较大的稳固统治的作用，使印度出现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局面，但这并不表明专制统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解决。

这一时期，表面平静的印度民族主义在以下两个方面潜在地表现出来。

（一）专制统治的框架并未因改革而去除，因而它与民族主义不相容的状况并不能得到最终解决。

莫利-明托改革虽然在专制的框架内做出较大的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给予国大党人所要求的“自治”

。

明托明确指出，责任政府“与构成印度帝国人口的许多种族的本性从不相通”

，印度“自古以来”

便是把权力“置于专制统治者之手”

的，它现在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依照法规统治的立宪专制体制”

，因此最高统治权仍应保留在英国人手中。

[31]这一改革仍然强调印度人是与白人不同的种族，难以获得类似于自治领的自治政府。

因此，改革与民族主义的要求不尽相符。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国大党继1906年提出自治要求后，在1907年的年会上又明确宣称：“印度国大党的目标是为印度获取一个与英帝国中的自治成员所享有的政府体系相同的体系，并在与这些成员平起平坐的基础上分享帝国的权力与责任。”

[32]显然，国大党要求的是自治政府，而不是立宪专制。

只是因为国大党主要由温和派控制，他们主张与政府妥协，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所以能够暂时接受莫利-明托改革，从而出现一个平静时期。

而国大党中以提拉克为首的极端派则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并认为应通过抵制英货、示威甚至起义的手段达到目的。

极端派虽为数很少，且遭到政府的严厉镇压，但其存在毕竟反映出印度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十分强烈。

对民众而言，1905年的反分割行动影响深远，抵制英货的概念又扩展到抵制外国人缔造的机构，并由此而在印度人中萌发了对自己国家的物质产品及一切印度本土事物的热爱。

[33]抵制英货行动还成为印度工业发展的动力，使得盐、糖、火柴等产品的自制率大为提高，钢铁和化学工业也有很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