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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统治的危机（第5页）

[34]而政府驱逐民族主义者的行动，致使反政府情绪“遍及全国”

，人们普遍认为“被驱逐者是无辜的”

，政府这样做只不过是“想显示一下自身力量”

。

[35]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持续很久，1911年孟加拉的重新统一和诗人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使这股情绪再此振奋起来。

除此之外，莫利-明托改革还引进了群体选举制，即规定穆斯林群体可以按相应比例取得投票权。

这是英印政府长期以来推行的“分而治之”

政策的继续，即促使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徒，因为前者认为如果印度教徒执政会利用他们的多数来实行歧视性政策，所以只有英印政府才能保证自身利益。

莫利-明托改革明确承认穆斯林的选举权，以达到获取他们支持、压制印度教徒的目的。

这一举措受到了穆斯林团体的欢迎，但遭到了印度教徒的反对。

民族主义者戈卡尔抗议道：“每个人都很清楚，穆斯林在总督委员会中的代表人数太多，这不仅是不公正，而且是极端荒谬的不公正。”

[36]显然，改革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表面化，其中隐含着很大的危机，特别是印度教徒的反对很难平息。

对于改革时代的危机，英印政府并非不知道。

1911年，一份政府报告指出：“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维持，依赖于总督委员会的最高权威……然而，很显然，印度人要求在这个国家政府中享有更大参与权的正当要求也应满足。

问题将是，如何既做出让步、移交权力，又不损害总督委员会的最高权威。”

[37]报告进一步指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给印度人更多的地方自治权。

显然，专制体制和民族主义要求之间的矛盾一旦达到触发点，还会爆发出来。

（二）专制统治所包含的歧视印度人的态度，这一时期在整个大英帝国的范围内都有所表现，从而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驱动力。

作为一个大帝国，从理论上讲，帝国臣民与英国公民的法律地位应该是一致的。

所有帝国臣民，无论其肤色、信仰如何，在英国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都享有与英国人一样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38]但在事实上，专制统治又把印度人视为低于帝国内白种人的种族，必然会表现出许多歧视性。

而且，这种把印度视为帝国内一个特殊区域的理论，又为所有白人自治领接受。

两种矛盾的理论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多次发生冲突。

最能体现这种矛盾性的是印度对外移民问题。

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印政府为了解决印度人口过多问题，向一些急需劳动力的英属殖民地以“契约劳工制”

的方式输出印度人，于是出现印度人向海外大量移民的现象。

这些印度人在海外的处境一直比较恶劣。

19世纪末起，新获得自治权力的纳塔尔殖民地为了维护白种人的权利，对几乎与白人人数相等的印度人采取限制措施，严格限制他们获得经商执照，并向他们征收每年高达3镑的赋税。

[39]这一政策立即开了白人移民殖民地歧视印度移民的先例。

1901年建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实行“白澳政策”

，限制有色人种入境，其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印度人。

后来为了照顾印度人的情绪，澳大利亚又通过了一项似是而非的“放宽”

移民限制的政策，允许有色移民入境，但他们必须通过一项欧洲语言测试，测试语种由澳大利亚政府指定。

结果，政府经常要求印度移民考葡萄牙语或瑞典语，致使印度人无法通过考试而取得入境权。

[40]这种状况促使印度人要求，既然同为英帝国臣民，印度人在海外殖民地也应受到公正待遇。

印度人在纳塔尔等地开展了大规模反歧视斗争，不但造就了后来的民族主义领袖甘地，而且使该问题成为涉及印度在帝国中地位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