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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制与自治（第2页）

另一方面，国大党中极端派与温和派重新统一。

促使统一完成的是前英国著名激进主义者、后定居印度并加入国大党的安妮.贝桑特（A）。

贝桑特认为：“印度的儿子为了唤起自由而流血，女儿们为此留下了珍贵的眼泪，所以不能再喋喋不休地争吵了。”

[56]由于她个人的影响力以及国大党两派皆认识到越是联合越是有可能获得政治上的成功，所以两派在1916年的年会上重归于好。

其次，国大党发起了“自治运动”

（HomeRuleMovement），以争取印度的自治。

1916年4月，提拉克在普那地区率先组织了“自治同盟”

；当年9月，贝桑特在马德拉斯又组织了另一个同盟。

两位领导人互相合作，协同行动。

自治同盟与以往国大党的行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印度与帝国内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不是对它参战的回报，而是它与生俱来的权利；并应该通过群众的压力使英国政府确信这一事业的正义性，从而满足印度人的要求。

[57]为了达到说服英国政府的目的，自治同盟的成员到处奔走，用地方语和英语作演讲宣传，以发动足够多的支持者。

这使得运动发展到一些国大党尚未触及的地区，也赢得了中产阶级之外的集团的支持。

[58]自治同盟的人数不断增长。

提拉克的自治同盟人数从1916年的1000人上升到1917年的1.4万人，又上升到1918年的3.8万人，贝桑特的组织也发展迅速。

[59]自治同盟的作用在于它为20年代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向大众运动发展动员了相当一部分力量，为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于1917年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此时印度总督已换了蔡姆斯福德勋爵（FredericThesiger，1stVissford），印度事务大臣也由蒙塔古（Edwiagu）担任。

这时英国及其盟国在欧洲战场上正陷入最低谷，蒙塔古为了平息印度的危机局面，以争取印度的忠诚，稳定后方，决定满足印度民族主义的要求。

劳合.乔治领导下的英国政府也认为，考虑到印度在战争中的贡献，应授予其自治政府，不过它仍应保持为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60]1917年8月20日，蒙塔古抛出一份历史性的宣言，称：

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是，在印度政府各部门中加强与印度人的合作；同时，对于作为英帝国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的印度，必须考虑其责任政府之逐渐实现，以及将逐步向自治机构发展。

对此，印度政府也表示完全同意。

[61]

该宣言中使用的“责任政府”

一词具有深远意义，莫利-明托改革中的立法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咨询机构，而责任政府则意味着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负责，因此立法机构就变成了英国模式的议会。

这一宣言所包含的内容是前所未有的，它给印度以新的希望。

印度民族主义者沙尔马（S.R.Sharma）认为：“该宣言在印度宪政史上写完了一章并开始书写新的一章。

现在，仁慈专制已经终结，印度的自治权利得到确认，专制制度将让位于立宪政府。”

[62]

不可否认，印度人要求的是立即的自治政府，而英国人则认为自治政府将逐渐授予印度。

同时，以寇松为代表的相当一批人坚持认为，印度获得像澳大利亚、加拿大那样的自治政府是“最荒唐的梦想”

，应该待到遥远的将来、印度的政治统一获得新发展之时，才可以实行自治政府。

[63]这预示着印度通向自治政府的路上还将有相当大的阻力，也反映了该宣言是英国出于战争需要而实行的权宜之计。

然而，印度毕竟借战争之机，在“蒙塔古宣言”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对战争作决策的帝国战时内阁中，印度也和自治领一样获得了一席之地。

1918年7月，印度政府就长期未决的印度移民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结果印度人被允许可以自由地到自治领做短期访问。

[64]不久，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根据他们对印度的考察，提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印度政府法令”

的报告，通称“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

。

该报告把原来在地方政府实行的责任制政府推广到省一级，并在省一级政府采取“二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