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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制与自治（第3页）

方案[65]，即把教育、公共卫生及国内税收等部门的权力移交给各部的印度部长，而法律、治安、土地税和赈灾等部门仍由总督委员会负责；同时设立两院制的立法委员会，总共140名成员中有105名由选举产生，其中上院的60名成员中有34名由选举产生。

这一报告大大扩充了印度人的参政权。

而且，该报告还指出，“英属印度最终将获得与我们的自治领同等的地位”

[66]，这是英国官方首次正式提到将“自治领地位”

作为印度的发展目标。

战后，印度也和各自治领一样参加了巴黎和会，并成为“凡尔赛和约”

的签字国。

凡此种种，说明印度在帝国内的地位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战争带给印度的，是民族主义的大发展，也使英国首次承认专制统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变通。

实际上，这表明专制统治的体系已经开始动摇，因而战争成了英国对印度专制统治的一个转折点。

具有历史意义的“蒙塔古宣言”

并不意味着英国人打算就此终结对印度的专制统治，根据其精神制定的“二元制”

方案本身也并没有使印度获得完全的自治；而且，专制统治思想在英国根深蒂固，使得战后和平环境下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步履维艰。

几十年专制统治的结果，使许多英国人虽然也赞成由于印度在战时的贡献，应该给予回报，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这一点可以从许多资深的英印官员身上看出来。

马尔科姆.黑利（MalHailey），多年来一直在印度任职，曾任总督委员会成员及旁遮普和联合省省督。

他完全同意，把印度知识分子当作一个仅能代表他们自己、仅能表达自身观点的阶层已不可能，因为战时的政治骚乱已把更多的阶层卷了进去。

但是他始终对印度国大党抱有敌意，主张利用穆斯林来对付印度教徒，并且不愿意终止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对于黑利思想的矛盾性，其传记作者塞尔（JohnCell）指出，这不是黑利一个人所有的，而是“他所效力的帝国的矛盾本质”

。

[67]另一个资深的退休印度官员史密斯（Vih）也指出，旧有的伤口在流脓，不会因为目前肤浅的统一而消失。

只要这块土地不得不处在英国的保护下，“纯粹是外国发明”

的责任政府就不会在这里生根。

[68]由此可见，英国人对“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报告”

中的宪政改革内容并没有抱太大热情。

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专制思想外，英国人之所以不愿意让印度在宪政改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还有其他一些理由。

首先因为印度仍然是英国投资的最有价值的市场之一。

1914年，印度吸纳了大约80亿英镑的英国投资。

战后，咖啡、靛蓝工业仍有很大利润可赚，而黄麻工业几乎占了英国对印投资收入的90%。

[69]其次，印度还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军队用于帝国防御。

在20年代，印度有一支由5.7万英国人和14万印度人组成的军队[70]，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防御力量。

其三，印度还为许多英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占有这块东方领土本身就代表着难以表述的威望与能力。

凡此种种，均使战后的英国人仍不愿意放弃印度。

因而，战争或蒙塔古-蔡姆斯福德改革中的宪政创新均未能改变英国人心中的印度问题的实质——牢牢地控制印度，使之成为英国霸权的基础。

相对而言，宪政改革反而处在较不重要的位置之上。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印政府在印度民族主义者翘首以待的1919年连续做了三件触怒印度公众感情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件事是1919年3月的“罗拉特法案”

（theRowlattAct）。

战争期间，根据“印度领土防御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