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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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治与独立（第4页）

[114]丘吉尔充当了反对派的急先锋，1931年，他指出：“将我们的责任交付那些不成熟的印度政治家们将是一种倒退的行动，是一种胆小怯懦、背信弃义和令人羞耻的行为，这将给英国和印度都带来灾难性后果。”

[115]他因这个问题而宣布辞职并脱离自由党。

第三是1931年欧文试图与民族主义者妥协而达成的“甘地-欧文协定”

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

1931年初，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欧文决定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国大党人，并与甘地进行谈判。

3月，两个人达成协定，规定：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甘地答应终止非暴力不抵抗运动；政府撤销紧急法令并降低盐税；国大党参加第二届圆桌会议，等等。

[116]甘地作为国大党中的温和派，宣布立即终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而国大党中的激进派则相当不满，鲍斯（SubhasdraBose）指出：“这一协定探讨了琐碎的、不必要的细节；却回避了斯瓦拉吉这一主要问题。”

[117]连帝国主义者艾默里也承认：“这一协定远比我担心的令人满意。”

[118]因此，几天之后，国大党激进派通过决议，其中寻求“完全独立”

的目标保持不变。

[119]

第四是圆桌会议没有预想的那样具有建设性。

第一次圆桌会议于1931年1月结束。

会议同意，在即将制定的新宪法中，确定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负责的原则，立法机构按联邦原则构成。

会上，穆斯林代表提出要求采取防范措施，保护他们的公民权，这遭到了英属印度代表的反对；印度王公也要求英国提供保护。

[120]这使会议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第二次圆桌会议于1931年9—12月召开。

当时，工党政府已倒台，麦克唐纳组织了各党派联合政府，保守党的塞缪尔.霍尔接替了同情印度的工党的韦奇伍德.本为印度事务大臣，这使得会议在一种不利于印度的气氛中进行。

国大党拒绝与会，只有甘地一个人参与了这次会议。

会议整体表现出一种向后退的倾向。

英国政府建议给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人、基督徒等不同团体以分别的代表权，这引起了印度各方的争议。

鉴于印度人之间未能达成协定，麦克唐纳宣称：“英王陛下政府将不得不为你们解决代表权的问题，还要尽可能明智和公正地决定：宪法中应包含限制与平衡条款，以保护少数人不会受到多数人单独无限制地、专制地利用民族原则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危害。”

[121]对此，甘地的追随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问题是“政府故意推至前沿并加以扩大的，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权力”

。

[122]英国政府仍想沿用传统的“分而治之”

政策来控制印度。

出于对会议的失望，甘地愤而退出。

在自治领已因《威斯敏斯特法案》而获得完全国家地位的同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仍需要艰苦的奋斗。

造成这一局面主要是因为英国人不愿意放弃对印度的控制，而这正是长期专制统治造成的影响。

丘吉尔1931年的一篇演讲最能说明问题，他说：“坚定地行使我们在印度的职责不仅是一个事业，也是一种象征。

这是我们在当前困难情況下的试金石。

如果我们不能在印度尽我们的职责，毫无疑问，我们就等于表明自己不配统治一个至今仍以这个小岛为中心的庞大帝国。”

[123]丘吉尔把统治印度视为英国坚定地行使对整个附属领地的委任统治权的象征。

显然，英国人自始至终都认为印度民族还需要英国的指导。

这种根深蒂固的专制统治思想，使英国在印度宪政发展上的每一步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对印度的控制权。

然而，印度的离心过程并未因此而中断，相反，它仍在继续发展。

甘地回到印度后，又发动了第二阶段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斗争继续推进下去，其目标仍是坚定不移的“完全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