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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宪政演进的典范 埃及与锡兰（第4页）

因而可以说，锡兰的成熟是英国长期统治的结果，也是它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鉴于锡兰的实际状况，英国政府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日益认可授予锡兰责任政府。

1926年11月，锡兰官员克利福德爵士（SirHughCharlesClifford）电告英国政府，1923年宪法制定之后，建立责任政府就是必然的、符合逻辑的步骤了。

[90]1927年，锡兰政府告知锡兰国民大会党：“有理由确信，英王陛下政府在过去15年中连续给予宪政改革措施，并且有支持1929年进一步宪政改革的希望……而且打算在将来的某一天以任何可行的和必须的速度实施这一过程。”

[91]至此，帝国中的一个非白人成员将过渡到责任政府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

1927—1928年，英国政府任命了以多诺莫尔勋爵（6thEarlofDonoughmore，即RichardW.J.HelyHut）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调查在锡兰建立更合理的代表制问题。

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首先针对岛上不同的种族问题——这是英国人是否授予锡兰自治政府的最大疑虑。

报告指出，鉴于锡兰由不同种族的居民构成，因此，其“最佳利益应被视为这个国家民族中的特殊部分的福利的同义词”

，亦即少数民族权利要受到保护。

但是，委员会并不赞成集团代表制。

他们指出：“只要集团选举制和它的分解性影响仍然是宪法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没有希望使居民中的不同部分团结在一起，以形成他们共同的亲缘关系，并承认对国家的共同责任。”

所以，他们建议废除集团代表制。

为了消除少数民族的恐惧，他们建议在立法委员会中再任命12个代表为未被代表的团体发声[92]，这为锡兰获得责任政府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同时，委员会认为锡兰获得完全责任政府的时机还未成熟，因为“从较低的阶段上升到较高的阶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

他们建议引进更为广泛的选举权，以让锡兰领导人能更多地聆听居民的要求。

他们建议实行21岁以上男子和30岁以上妇女的普选权——殖民大臣韦伯又改为妇女只要年满21岁就可以获得选举权。

此外，由于锡兰没有有效的政党，委员会又建议创立一个国家会议取代旧的立法委员会，它不但具有立法功能，还具有行政功能。

[93]

1931年，根据多诺莫尔委员会的报告，锡兰又通过了一部“多诺莫尔宪法”

。

新建立的国家会议取代了旧的立法委员会，它和总督分享立法权。

而在行政权力上，政治事务由总督和国家会议分别处理。

国家会议不同于英国的内阁，它包含七个不同的委员会，这七个委员会的成员由全体选民通过秘密投票选出，每个委员会自行选举自己的主席，并分别对国家会议负责。

总督在行政上保留两项权利：可以宣布国家会议颁行的措施不能实施，然后再通过他自己的动议来实行；他也可以在这个国家中宣布紧急状态，收回已交给国家会议处理的事务。

[94]

多诺莫尔宪法虽然并未立即授予锡兰完全的责任政府，并给了总督许多限制权，但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政府却具备了自治制度的大部分特征。

民主机制被引进到一个非白人地区，可以说锡兰先印度一步在中央政府一级得到了一个半自治政府体制。

因此，多诺莫尔报告的影响是划时代的，它被视为英国“20世纪殖民地事务上最重要的政府文件”

。

[95]

该宪法招致一些英国人的不满，但并未动摇英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路线的决心。

另一方面，锡兰民族主义者也没有满足于这一宪法，而是期待着完全的责任政府，甚至是独立。

1931年前后，锡兰人中的反英宣传很多，有人指出：“锡兰必须百分之一百地割断与英国的联系。”

[96]这表明锡兰在离心的道路上还要走下去。

锡兰的宪政演进速度之快在广大附属领地内是罕见的，它的事例第一次向附属领地显示，土著种族获得完全责任政府的时日并不久远了。

虽然英国统治者一再宣称土著种族尚不能实行自治，但委任统治制度所宣扬的最终目标——使土著地区自己管理自己，已经近在眼前。

锡兰的演进甚至对印度的民族主义斗争也造成巨大影响，其在帝国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