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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种族主义到多种族联邦观念的兴起（第2页）

国联托管原则的确定，又加强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南非政治家史末资完整地论述了种族隔离政策与委任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种族隔离的必要性。

史末资认为，欧洲人深入非洲大陆具有合理性，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欧洲移民在这块土地上，非洲大众将不会有变化”

。

[104]同时，他还认为，必须通过种族隔离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因为“白人和黑人这两种相异因素生活在一起，会导致很不愉快的社会后果：种族混杂、彼此的道德下降、种族仇恨和冲突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社会罪恶。

在种族、肤色和文化这些重大事情上，居住隔离和平行的机构能对居民双方都做到公正”

[105]。

然而，帝国内非白人地区的迅速发展，却使种族隔离的思想日益受到挑战。

自1909年起，印度在莫利-明托改革之后能否获得自治政府，以及如果它获得自治政府，则它在帝国体系内能否享有与白人自治地区一样的平等地位，这些问题引起英国公众的争议。

其结果，导致了另一种关于帝国种族关系的全新概念——多种族联邦思想的兴起。

最早在实质上探讨多种族联邦观念的，恰恰是种族隔离的最初倡导者——从米尔纳幼稚园转换而来的“圆桌会议派”

。

他们主张英国和白人自治领能够联合成一个更紧密的整体，对于这个整体，他们称之为“英联邦”

，以显示它所具有的自由性特色。

在英国，自责任政府建立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探讨有朝一日自治地区成熟后，应与英国建立一个自愿的、松散的共同体。

圆桌会议派在继承前人观念的基础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英联邦的概念。

但是，帝国内的非欧洲种族（特别是印度）的宪政演进，是英国所面临的新问题，这迫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印度在他们主张的“英联邦”

中的地位问题。

种族隔离制度在印度这一非欧种族问题上遇到了障碍。

种族隔离所针对的是众多发展程度较低的土著地区，而印度的发展程度有目共睹，它不仅有自身的民族主义组织国大党的存在，而且“莫利-明托”

改革又使印度人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参政权，其宪政演进的速度在帝国内非白人地区中名列前茅。

连圆桌会议派也对印度人的权利和印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表示认同，当时的一期《圆桌会议》杂志指出，印度人中有不少“受过较高的教育，有思想、有竞争力”

。

[106]因此，从1912年起，圆桌会议派的成员就开始明确主张让印度出席帝国议会，承认印度在非白人帝国中享有特殊地位。

后来圆桌会议派又把对印度地位的承认提高到协调整个帝国关系的高度。

菲利普.克尔指出：“如果我们能在印度缔造一个自治政府，一个责任自治领……并且它通过投票表决仍保留在英帝国内，则我们将解决目前世界上面临的最大困难。”

世界未来进步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发现一种体系，使不同种族在互通有无中和平友好地生活在一起”

。

克尔相信，“通过重建英帝国的宪政大厦”

，英帝国“能够解决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冲突”

。

[107]后来，柯蒂斯也写信给印度总督蔡姆斯福德，指出在英联邦的两种不同地区间——自治地区和非自治地区——享有“平等权利”

问题的必要性。

[108]上述观念的提出，表明在印度问题上，种族隔离思想因其局限性而开始被突破，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新型帝国种族关系理论逐渐萌芽。

圆桌会议派把英联邦的范围向印度推广时，坚信的是英国政治机制的优越性和普适性。

该派的齐默恩（AlfredZimmern）指出：“自由和自治政府对于所有人都有好处，无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旧自由主义的信条之一。”

[109]该派的主要理论家柯蒂斯，也已开始根据政治机构而非种族来看待英国人的优越性。

不过，这种理论的提出必然使英国的殖民统治思想陷入一种矛盾，即如果承认英国式机构的普适性的话，以文化和种族差异为基础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及种族隔离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因此，虽然圆桌会议派是种族隔离的倡导者，但却在实际中率先提出了创新性的种族关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