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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的应对策略（第3页）

1936年条约签订后，兰普森向内阁报告说，“20年之内，埃及对我们的依赖将一如既往。”

[102]但是20年之后呢？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正是对兰普森报告的极大讽刺。

在锡兰、缅甸、巴勒斯坦等地，英国也采取了抚慰当地民族主义者的措施。

在锡兰，英国于1921和1924年通过了两部宪法，非官方议员开始在立法会议中成为多数。

但是英国人很快发现，锡兰人在立法会议的多数反而使得锡兰的行政管理日益困难，正如锡兰总督所言，锡兰人不但没有学会怎样组织责任制政府，反而学会了“怎样削弱和弄乱行政机构，怎样使得一个良好的政府难以运行，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103]。

为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派出了多诺莫尔勋爵为首的代表团调查锡兰的宪政发展。

多诺莫尔调查团的结论是，应该用一个选举产生的国家委员会来取代原先的立法会议，而且这一国家委员会应该被授予立法与行政大权。

调查团还建议把锡兰的选举权扩大到21岁以上的男性与30岁以上的女性。

[104]锡兰国大党反对扩大选举权，认为这可能危及到自己的地位，但没有多少效果。

1931年，以多诺莫尔报告为指导的新宪法出台。

在缅甸，在民族主义者的抗议下，英国政府对缅甸的统治方式做了调整，印度的二元统治模式也被引进缅甸。

1935年，英国不顾印度政府的反对，将缅甸从印度分离出来，与此同时，英国在缅甸引进责任制政府。

英国的让步得到缅甸民族主义保守派的支持。

到30年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集团广泛参与到政府中，保守派的巴莫博士（DrBaMaw）在1937年成为第一任首相。

但是，激进派反对与英国合作，认为合作政策不能为缅甸争取到独立，只有罢工和各种对抗才是缅甸的出路。

他们组织了激进的“德钦”

（Thakin）运动，这一组织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其激进态度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在1939年的德钦运动中，绝大多数民众都站在他们一边[105]，其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一个叫昂山（AungSan），一个叫吴努（UNu），他们将成为未来国家的领袖。

在巴勒斯坦，英国开始向阿拉伯人倾斜。

1930年，工党试图修改贝尔福宣言，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SidBaronPassfield）颁布的白皮书开始限制犹太移民和犹太人购买土地。

[106]工党政策遭到了犹太人和亲犹太的英国人的强烈反对，因而效果不是很大。

到30年代中后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加剧了。

1936年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暴乱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表现，这一暴乱不仅表现出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立场，还隐含着对英国人的不满，因为在阿拉伯人眼中，英国人是亲犹的，是他们把犹太人招进来的。

英国皇家委员会建议分割巴勒斯坦，这个主张似乎印证了阿拉伯人对英国的疑惧。

[107]为此，英国不得不安抚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1939年的白皮书。

白皮书主要谈及三点：首先，重申了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但这个国家既不是犹太国家，也不是阿拉伯国家，而是两个民族共存的国家；第二，严格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第三，严格限制犹太人移民，未来5年的限额为7.5万人，5年过后，犹太移民必须得到阿拉伯人的同意。

[108]白皮书充分显示出英国的战略考虑，正如张伯伦所言：“我们将被迫从国际形势的视角来考虑巴勒斯坦的问题，如果必须要得罪一边，让我们得罪犹太人而不是阿拉伯人吧。”

[109]实际上对张伯伦而言，在即将进行的对德战争中，犹太人除了站在英国一边外别无选择。

犹太人把这一白皮书看作是英国对犹太人的背叛和对阿拉伯人的绥靖，激进的领导人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发表了著名的宣言：“我们会帮助英国与德国战斗，就像没有白皮书一样；我们将反对白皮书，就像没有战争一样。”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