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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帝国的解体（第2页）

通过殖民地维持大国防务的计划也面临着严重的挫折。

二战结束后不久，在外交部与军方的坚持下，英国政府最后决定留守中东并建立中东的防务体系。

但是一些明智的官员也警告说，如果不顾埃及人的感情继续留在埃及，英国会恶化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从而危及英国的大国地位。

[102]贝文也认为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是必须要认真对待的，但是他同时也认为这些民族主义者大都是不负责任的煽动分子，而中东的广大民众并不反对英国的统治。

同时，英国通过提供资本与技术可以帮助推动中东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民众的福祉。

[103]如果英国政府与中东的民众是一种双赢的关系，又何必理会那些煽动分子的叫嚣呢？不管怎样，贝文还是决定对那些民族主义者做出一定的政治让步，哪怕仅仅是为了让他们安分一点也好。

但是贝文抚慰民族主义者的努力困难重重，结果是英国与民族主义者处于严重的对抗之中。

在巴勒斯坦，贝文很快改变了早期亲犹太人的立场，开始更多地照顾阿拉伯人的利益，因为英国除了获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维持对中东的控制。

犹太人在从英国获取支持的希望破灭后，很快把求助的目光转向美国。

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华尔街的很多商业巨子都是犹太人，他们向美国总统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要求美国压迫英国对犹太人做出更大的让步。

虽然罗斯福也受到犹太人的巨大压力，但是罗斯福更愿意以大局为重，他并不想给丘吉尔以太大压力，[104]而丘吉尔也向罗斯福说明英美在战争中获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对同盟赢得战争胜利是非常必要的。

战后的杜鲁门总统也同样受到犹太人的压力，但是他比罗斯福走得远。

艾德礼与贝文都向杜鲁门强调西方必须在中东获得阿拉伯人的支持，因为只有得到阿拉伯人的支持才能控制中东，从而能够维护英美同盟对苏联的优势；对英美同盟来说，不能感情用事，应暂时搁置对犹太人的同情。

[105]美国的军事战略专家也向杜鲁门建议说不应该支持犹太人，否则，中东在未来将出现爆炸性局面，而这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

[106]尽管有英国政府与美国战略专家的双重规劝，杜鲁门却没有听他们的，对他来说，投他选票的是犹太人，他的选民中并没有阿拉伯人。

[107]因而，他坚决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美国政府的支持使犹太人的势力大增，犹太人的暴力活动成为英国士兵的梦魇。

对英国来说，通过支持阿拉伯人而获得一个稳定的巴勒斯坦基地的梦想破灭，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使巴勒斯坦对英国的军事价值从正面转变为负面，英国最终无奈地撤出了巴勒斯坦。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局面相对较好，因为杜鲁门的选民中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塞浦路斯人。

塞浦路斯是英国防务战略一个重要的替代据点，但是英国控制塞浦路斯的目标与当地民族主义者回归希腊的目标相冲突。

为了防务的利益，英国拒绝了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者很快决定采取暴力活动，英国不得不派出大量的军队到塞浦路斯进行镇压。

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削弱了塞浦路斯的防务价值。

英国遭受的最大挫折在埃及。

二战结束之际，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势力达到鼎盛。

苏伊士运河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防务基地，也很快成为英国遏制苏联的得力工具，因而英国政府不情愿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做出让步。

但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要求获得完全独立，埃及必须收回苏伊士运河，同时民族主义者也对埃及的传统属地苏丹提出了主权要求。

埃及的不妥协态度使英国的中东战略变得微妙起来，而放弃中东防务体系使其落入苏联怀抱是英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正是双方目标的冲突使艾德礼政府的埃及政策难以成功，埃及最终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

50年代保守党上台后，英国也不肯在埃及问题上做出太多让步。

1952年埃及革命使英埃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英国政府起初争取与新统治者合作，但其前提是埃及必须服从英国在中东的防务体系而不投入苏联怀抱。

但是对埃及新政府来说，与英国合作会削弱自己民族主义旗手的地位，收回苏伊士运河与苏丹则是巩固自己政权的工具，与英国保持距离甚至处于敌对状态更有利于获取埃及人民的支持，而与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建立友好关系也比与英国维持合作关系更得人心。

同时，亲历过1942年二月四日事件的纳赛尔对英国怀有更多的仇恨，因而，纳赛尔不接受英国的中东防务体系。

由于《巴格达条约》可能限制埃及对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权，纳赛尔千方百计地去打击英国在中东的防务体系。

[108]双方目标的分歧使1954年的英埃条约成为废纸，而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却是英埃矛盾的自然结果。

艾登希望通过苏伊士运河事件颠覆纳赛尔的领导地位，但事件的结果不仅没有颠覆纳赛尔的统治，反而使纳赛尔的地位大大上升，最后丢失领导地位的不是纳赛尔而是艾登。

苏伊士运河事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