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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度的独立与分裂（第4页）

在印度政府通过贸易保护政策后，印度作为英国出口市场的地位大为改观（见下表）。

战时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埃默里认为就经济角度而言，继续控制印度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印度如今的权力已经比我们能够承认的还要大了，我们把控制权交给他们并不会牺牲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28]

1913-1938年英国产品占印度进口的比重[29]

单位：%

其次，印度的军事价值也在缩水。

在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殖民政府不得不缩减军队、降低防务开支，民族主义者也反对由印度出资维持印度军队在海外的驻防，英国政府最终与印度殖民政府达成妥协：印度以外的驻军费用由所在地或者英国承担。

[30]这项协定使英国在二战中不得不支付巨大的费用（见下表）。

同时，英国继续使用印度军队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除非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英国不再能够随意征调印度军队。

最后，印度本身的防务价值在战后下降，在英国的主要防务任务中，战略家虽然也承认印度的价值，但是印度并不是英国防务的重点，而只是战略辅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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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1945年印度的防务开支[32]

因此，英国战略重点的转移促成了英国从南亚的撤退。

正如哈耶姆所言，战后的艾德礼政府主要面临两大任务：恢复经济与遏制苏联。

[33]这两个目标都削弱了印度的价值。

第一，英国恢复经济的任务使英国的重点从印度转移到非洲。

在恢复经济的过程中，非洲成为英国开发的重点，印度的价值大为下降，所以从经济角度而言，英国继续控制印度已无多大裨益。

财政部以非洲为支点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开发计划，印度失去了往昔的荣耀。

第二，英国的全球防务战略转向使中东成为重点地区。

在一战与二战中，利用印度对付中欧大国是英国的基本策略，但是二战之后，印度不但不再是利器，反而成为一种拖累。

正如韦维尔所言，随着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印度有陷入内战的危险，如果继续统治印度，英国将不得不承担维持秩序的重任，这将消耗大量的资源，对战后虚弱的艾德礼政府来说，这一耗费尤其难以承受。

作为统管全局者，艾德礼认为英国如果试图继续统治印度，将不得不对付印度人的游击战争，英国的全球防务战略将受到严重影响。

[34]在艾德礼政府期间，军界影响力之大在英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虽然起初一些军官也附和贝文反对从印度撤退，但是军方很快就做出了新的决定，他们支持从印度撤退，因为在他们拟定的防务政策中，防务的主要敌人是苏联，而中东才是防务的重点，印度在防务上的重要性下降，它只是防务的辅助地区。

[35]对英国政府而言，与其把精力放在价值大为缩水的印度，不如从印度尽快撤退，集中精力来经营中东与非洲殖民地，尽力为英国的大国战略服务。

同时，英国也希望用撤退来换取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好感，实现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转变。

因此，英国决定把印度独立作为筹码来换取实实在在的利益。

英国希望按照自己的战略来塑造印度。

首先，为了军事的需要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

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应该把权力移交给一个稳重的、统一的印度政府，而且权力移交应该有补充性的“安全防务安排”

。

[36]军方报告，统一的印度才不会给苏联以可乘之机[37]，在其后的时间内，英国内阁也认为统一的印度才能让人相信英国仍然可以主导印度的独立进程，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分裂方案当然就被否决。

其次，艾德礼希望把独立后的印度羁留在英联邦之内，这样才能巩固英联邦的地位，才能更好地为英国的大国战略服务。

这两大目标的出发点是，艾德礼政府认为英国仍然有能力控制印度局势。

正是这一思维使内阁胸有成竹地设计了一套印度独立的计划，首先通过选举成立一个立法会，然后由立法会制定独立宪法，在此之后，英国再移交权力。

也正是这一思维使艾德礼政府斥责韦维尔的方案，称其是逃跑计划，认为撤换韦维尔就可以解决印度问题。

但印度的局势很快证明英国的想法太天真了。

韦维尔意识到内阁并不知道印度局面的复杂性、紧迫性，他提醒内阁，印度的局势可能比想象的更糟糕。

印度的局势印证了韦维尔的判断。

在孟加拉和海得拉巴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孟加拉的农民运动更是有500万人卷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