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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辱埃及（第1页）

三、受辱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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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埃及的政策与其军事与政治考虑有关。

为了加强对苏联的遏制，英国决定坚守苏伊士运河基地。

在埃及民族主义潮流汹涌澎湃之时，英国仍然把自己的战略考量放在首位，这使它对埃及的政治变化反应迟钝。

可以说，在英帝国解体过程中，英国在埃及的顽固不化及由此导致的灾难是密不可分的。

二战后，英国很快确立了继续统治苏伊士运河区的方针。

1945年3月，在内阁会议上，作为代首相的艾德礼指出，如果英国要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并维持在中东的独占地位，代价将是高昂的。

他问道：既然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国际水道并让全世界得益，为什么要让英国独自承担防卫的代价呢？为什么不让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也来承担这一代价？他建议重新考虑英国在中东的战略问题。

[41]艾登反对艾德礼的提议，认为埃及与苏伊士运河是英国中东防务的核心，其防务地位对“英帝国而言是生死攸关的”

。

[42]这一争论直到二战终结也没有结束，英国继续保持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力量。

二战结束之时，苏伊士运河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它包括10个空军基地、40个驻营区。

苏联的态度则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的战略安排，斯大林在战争结束时，要求在达达尼尔海峡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

在1945年的伦敦外长会议上，英国认为斯大林的要求如果实现，苏联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将会大增并最终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因而英国坚定支持土耳其。

[43]英国也反对以苏联承认英国在中东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势力范围为条件而接受苏联在东欧拥有独占地位，因为把英国从欧洲排除出去是与英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的。

为了增加对付苏联的筹码，英国政府希望维持自己在中东的独占优势。

[44]

对英国战略发起的最大挑战是埃及的民族主义者。

战后埃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日益高涨。

1945年7月，埃及的民族主义代表华夫脱党向英国驻埃及大使基勒恩勋爵（LordKillearn）提出讨论埃及地位的要求。

9月，埃及又发表声明要求修订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而新条约的基础应该是英国从埃及撤军以及埃及获得对苏丹的主权。

面对民族主义者的压力，英国却顽固地决定继续维持殖民统治。

英国在中东的官员格里格（SirE.Grigg，LordAltrincham）很快向艾德礼政府提出解决埃及问题的建议。

他一方面坚持英国必须维护在埃及的地位，认为没有埃及的势力范围，英国将无法生存，另一方面，他指出英国必须改变原来的统治方式，缩减和平时期在埃及的军事力量。

[45]贝文支持格里格的观点，认为维持英国在中东的权力与威望对英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军方站在贝文一边，他们坚持撤军必须有替代的防务安排，而完全撤出埃及驻军是不可想象的。

[46]基勒恩勋爵基于自己的政治偏见反对与华夫脱党谈判，他非常鄙视埃及的政治领袖，认为这些人并不代表埃及人民，因此不应该与之谈判。

英国的顽固态度激起了埃及民众的极大不满，反英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46年2月，在埃及政府庆祝法鲁克国王诞辰的时候，爱兹哈尔大学的学生带头罢课、绝食，其后，开罗大学的学生也走上街头，各大、中学学校的学生很快组成了“埃及学生联合委员会”

。

2月8日，开罗的学生举行集会，要求英国撤军。

2月9日，数千名学生再次示威，提出“英国军队滚出埃及！”

“反对和英国谈判！”

等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