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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辱埃及（第3页）

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萨金特（Sirent）认为，埃及政府觉得英国已经衰落，所以总是提出一些过分要求，因而，英国应该采取一种更加强硬的政策来显示英国的力量并警告埃及不可轻视英帝国。

他建议按照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来加强英国的条约权利。

[55]贝文也建议内阁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并退回到1936年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地位。

[56]军方认为在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防卫中东的关键在于迅速动员英国在埃及的军队并能在基地采取有效行动，因此，英国在和平时期需要在埃及有一个核心的军事基地。

[57]

下面两个因素强化了英国的这一态度。

首先，中东局势的变化提升了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地位。

由于英美战略分歧，英国在巴勒斯坦面临着犹太人的暴力活动，这些暴力活动牵制了大量的英国军队，严重影响了英国的全球战略，英国政府最终宣布在1948年5月撤出巴勒斯坦。

英国在战后本来也占据着意大利在北非的殖民地昔兰尼加，但是在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之下，英国在昔兰尼加的处境也不再稳固。

巴勒斯坦与昔兰尼加的困境无疑让英国的战略家们认识到英国应该千方百计地控制埃及的基地。

1947年，英国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把希腊与土耳其的防务责任交给美国，但英国“瘦身”

是为了更好地守护中东地区的其他据点。

贝文认为，邀请美国涉入中东局势不过是为了让美国提供英国缺乏的经济与军事资源，中东仍然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只有展示英国对埃及等殖民地的控制，英国才能使美国确信援助英国是有利可图的。

[58]这样，笔者发现，英国战略家们的悲哀在于他们仅仅根据地图进行算计，而没有考虑到这些计划能不能得到当地人的支持。

其次，英国政府的顽固态度也与英国希望维持在中东的威望有关。

贝文认为，埃及觉得英国正处于衰落阶段，因此想利用这种衰落。

正因为如此，贝文把维持英国的威望作为更加重要的任务。

他坚持“第二条款”

，不仅因为它的战略价值，而且也因为它是一个关乎帝国威望的原则问题。

在苏丹问题上，他认为把苏丹交给埃及是不名誉的，会削弱英国的威望。

贝文想让埃及明白是英国而非埃及才是一锤定音者，“千万不能让埃及政府觉得英国政府在根据埃及的方式行事”

[59]。

艾德礼认为实力决定政策的制定，贝文却认为威望不仅是实力的衍生物，相反，威望在许多时候对实力起促进作用。

基于同样的考虑，他反对美国在中东扩大势力，认为只有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才能赢得美国的尊重。

贝文的继任者莫里森延续了贝文的观点，不允许埃及践踏英国的威望。

强硬派得势使埃及的局面继续恶化，英国与埃及处于全面冲突之中。

1951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在下院发表声明，表示英国将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

埃及人对此怒不可遏，从1951年8月初开始，埃及人民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罢工，坚决要求英国军队撤出埃及。

在民众的压力下，埃及政府在10月10日单方面宣布废除1936年《英埃同盟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

而英国政府也决定坚持己见，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称，英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持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区的驻军。

10月17日，英国驻军在“保障安全”

的借口下，占领了埃及的一些城市和战略据点，包括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阿格鲁伯要塞。

英军还控制了开罗与苏伊士运河区之间的铁路交通，不久，英军又侵占了从开罗到运河区的许多战略据点。

埃及人民坚决抵抗，在苏伊士运河区，6万工人宣布罢工，拒绝为殖民者服务，整个运河区的交通和日常工作全部陷入瘫痪。

在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亚等地，埃及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全国各地都展开了抵制英货的运动。

同时，埃及的抗英斗争向暴力方向发展，开罗的约一万名大中学生要求组织抗英“国民警卫队”

，5000人加入政府的“解放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