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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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7页）

有时候——实际上是经常啦——你会停下来喝杯咖啡，到商店里随便看看。

然后，你再回到通畅的道路上。

一开始自然开得有点儿快，追求速度是人的天性嘛，但接着——哎哟——你转过一个弯，发现自己正快速冲向自卸货车的屁股，那车喷着黑烟，费劲地爬着坡呢。

于是，你放慢车速，拉开车距，优哉游哉。

你抬起一条胳膊搁在车窗沿上，一根手指搭住方向盘，徜徉起来。

好多年没这样了啊。

从孩提时代起，你就没这样行过车。

你已经忘了行车还可以有乐趣。

我喜欢这样。

仿佛为了加强在澳大利亚驾车那种愉悦的追往抚昔感，我开始寻找那些专门播放怀旧老歌的乡村电台。

我要找的怀旧老歌不是20世纪60、70年代的那些，而是更早的歌。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这样的国家吧，在这里，你打开电台，大有希望听到佩姬·李或朱莉·伦敦，甚至可能听到吉赛尔·麦肯锡的歌，他们在50年代的大获成功只能归因于一副迷人的笑颜和生活在一个没有鉴赏力的年代的运气。

要说给澳大利亚的乡村电台做个全面的归纳，可能放肆了些，因为我在当地的时候收听这些电台的时间不超过六七千个小时，所以我可能错失了一些好东西，但我会这样讲：当我们的现代丰碑碎裂为尘土，当时间的手不经意抹去20世纪所有的蛛丝马迹，你可以确信，在某个澳大利亚的小镇，会有一个DJ在说：“这是多丽丝·戴和她带来的经典名曲《顺其自然》。”

我也很喜欢这一点。

差不多一周时间过去了。

按着这样的快乐方式，我经过了利斯戈、巴瑟斯特、布莱尼和林德赫斯特，最后在下午3点左右，在考拉停了脚，这是个整洁而紧凑的社区，有8207人，地处拉克伦河上的拉克伦山谷——当然，这两个地名就来自我们的老朋友麦考利先生。

我一点不了解考拉，不过我很快就知道此处在澳大利亚颇有名声，是臭名昭著的考拉越狱事件的发生地。

二战期间，出了考拉就是一个战俘营。

一边关着2000个意大利战俘，另一边则是2000个日本人。

意大利人是模范囚犯。

他们发现自己被送离前线，辗转来到一个远离枪炮轰鸣、阳光灿烂的遥远国度，在克服了由之产生的屈辱感之后，他们安定下来，好好做人。

他们不屈地掩藏了自己的失望，人们几乎都以为他们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新处境。

他们在当地的农场干活，看守也很松。

他们的长官——我喜欢这个——根本没有被看管。

他们想来便来，想去就去，只被要求随手关门别放苍蝇进屋。

人们经常看见他们溜达着到考拉买香烟和报纸，还可能去拉克伦的旅程中喝杯开胃酒。

日本人却是另一副郁郁的模样。

他们拒绝做工，也不合作。

大部分人给的都是假名，被俘造成的羞耻感在他们身上显得很沉重。

荒唐而悲惨的是，1944年8月的一天半夜，其中1100人上演了一出自杀性集体越狱事件，他们大喊着万岁从营房里闯出来，攥着棒球棒、椅子脚和其他能弄到手的任何武器，一股脑儿地向看守塔发起了冲击。

目瞪口呆的守卫向人群一顿扫射，但很快就被囚犯制伏了。

没几分钟，378名囚犯逃进了旷野。

他们打算在那里干些什么也就随人怎么猜了。

澳大利亚人花了9天时间完成了对他们的合围。

最远的跑出了15英里。

日本人死亡231人，伤112人。

事发当天，3名澳大利亚人被杀，在后来的追捕中又有1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