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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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5页）

我想那最后一杯啤酒大概是个错误，因为那之后的事情我就记不大清楚了，只是对每个走过酒吧的人抱起了无与伦比的好感。

其中有个菲律宾人，她拿着吸尘器进来，要我抬起脚，让她清洁椅子底下。

那天晚上的笔记只有其他两个条目，都写得有点一惊一乍。

一条说：“维多利亚苦啤——为什么这么叫？一点儿都不苦。

还很甜哪!!!”

另一条说：“我告诉你，巴里，他那是火花放电屁!”

我认为这里所指是我从邻桌那些人谈话中听来的某个颇有色彩的澳式短语的曲解，并非真正有电学性质的肠胃胀气现象。

不过我也可能出错。

我出过错的。

早上醒来，我发现堪培拉下起了令人生厌的长脚雨，积起了一摊摊水塘。

我本来计划消消停停地走一走伯利·格里芬湖上的大桥，去另一边博物馆和政府大楼聚集的地区。

这个早晨糟透了，这种天里徒步出门就是冒傻气，现在更恼人了，因为我从宾馆一出来就慢慢意识到自己踏上了比头天下午还要漫长而艰巨的征途。

堪培拉真真儿是个广阔得惊人的城市。

从纸面上看，它挺吸引人的：蜿蜒迂回的湖泊，绿树掩映的大道，还有一万英亩的公园（比较一下，纽约的中央公园面积840英亩），但到了实地，它不过就是好多好多绿化，由建筑和纪念碑分开，一块块隔得老远。

这种情况如何形成，倒是值得一想的。

1911年，选定建都地之后就搞了城市设计大赛，赢家是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的沃尔特·伯利·格里芬，一个弗莱克·劳埃德·赖特的崇拜者。

格里芬的设计毫无疑问是最棒的，但未必有多大意义。

另一个优秀的参赛者，法国人阿尔弗雷德·阿加什没仔细看情况说明，也可能根本就没看吧，把国会和很多其他重要的建筑放在了一块洪泛区上，保管那些议员一年要有好几个月踩着水辩论。

另外，他把市政污水处理设施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摆在了城市中心，其中原因，我们只可狐疑着揣测了。

尽管有这些古怪的缺陷，他的设计还是得了第三。

二等奖给了伊莱尔·萨里宁，他儿子埃罗就是后来说服歌剧院评审们选择约恩·伍重的大胆设计的那位了。

老萨里宁的设计操作性强，但其中含着某种野蛮的堂皇——一种原始第三帝国的质感——这让澳大利亚评委感觉不安。

对比之下，格里芬的计划立现可爱之处。

它设想了一个七万五千人口的花园城市，两旁植树的大道自成角度穿城而过，中心地带还有个观赏湖。

漂亮而且自信，宏大却不傲慢，理想地契合了标志着澳大利亚性格的那种对体面的适度的、不抓狂的追求。

而且，格里芬对表现形式的重要性也有超前的理解。

他提交的不是那种看起来像是涂写在餐巾背面的朴实无华的草图，而是一系列大幅的全景式构图，精细地绘制在撑开的上等亚麻布上。

他得到了新婚妻子玛里昂·马奥尼·格里芬的莫大帮助——实际上是全靠了她，她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建筑艺术家之一。

全部由玛里昂完成的画作表现了剪影似的空中轮廓线，形状秀丽标致——这里一个穹隆，那里一个金字塔——但给出的细节却惊人的稀少。

它们是可望不可即的印象画——缥缈的天上人间。

你能愉快地盯着这些画看上几个小时，但转过身，没一会儿，你就想不起其中的一件事物，只依稀记得其构图还是讨人喜欢的。

虽然格里芬和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到过澳大利亚（他们用地形图开展工作），画作却不寻常地接近当地风貌——简单整洁的美和广阔无垠的天空，你一定会说这只有以至深的熟稔为基础才能办到。

平心而论，沃尔特是个有天赋的建筑师，甚至偶尔很有灵感，而玛里昂则是个包装天才。

格里芬夫妇有着明显的波希米亚气质——丈夫钟情松松垮垮的大帽子和丝绒领带；妻子的爱好不太成体统，喜欢穿着轻飘飘的长袍子在林间空地上跳舞，动作是邓肯1的风格——在20世纪20年代粗犷风格的澳大利亚世界里，这无疑对他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不管怎么样吧，他们1913年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发现等待他们的既没有多少钞票也没有多少热情。

等到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样东西也随之更少了。

格里芬没有管理大工程的经验，显然这也不符合他的脾性。

到1920年，除了草草立桩标记了主要道路之外，其他工作一样没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