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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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6页）

那年年末，多少是双方协商同意吧，格里芬离开此项目。

格里芬又在澳大利亚住了十五年，成为这个国家最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但是他设计的房子几乎无一建成，或者建了又被拆掉。

困扰他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

1935年，他移居印度。

1937年，他从脚手架上摔落，感染了腹膜炎，一命呜呼，终年60岁。

他葬于一处没有标记的墓穴。

如今，这碌碌的漫长一生所留下的所有遗迹只有墨尔本大学的一部分、两三座市立焚化炉和堪培拉了——而堪培拉实在也不能记在他名下了。

恕我直言，只有格局还是他的——街道、交通环岛，还有把城市一分为二的湖。

组成部分落入其他二十多人之手，都是各自为政，分头完成。

在他的蓝图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但与他的设计的内涵却一点儿对不上号。

实际上，这个城市就是人工莽原上一群零落散布的政府大楼。

就连在城市商业区和议会区之间逶迤穿过的湖，也有一种单调呆滞、矫揉造作的感觉。

北面的河岸种植了树林，倾斜的岬角上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建筑，名为首都展览馆，我先去了那里，主要不为接受什么再教育，有什么大长进，只是更希望身上能稍微干一干。

这里还挺忙。

前门，两位友好的女士坐在桌子后面，发放免费的参观包——明黄色的大塑料包——每个经过的人都要了，个个又谢又赞的。

“要参观包吗，先生？”

一位女士对我说。

“哦，好啊。”

我说，别提有多激动了。

参观包有分量，不过验看之下别无他物，就是一堆小册子——似乎收全了我头天拜访过的游客中心里的所有家伙。

包太重了，坠直了把手，蹭到了地面。

我拖着它转了一会儿，考虑把它丢在一株盆栽植物后面了事。

问题出来了。

盆栽的后面没地方再放一个黄包啦!那后面总要有九、十个之多。

我环视一周，发现屋里几乎再没有人拎着塑料包了。

我把自己的包靠墙放在盆栽边上，直起身，只见一个男人朝我走来。

“这里放包？”

他认真地问道。

“是的。”

我同样认真地回答。

我暂时担当起内部管理总监的职务，看着他仔细地把包倚墙放下。

然后，我俩一同站了一会儿，认为这么办挺明智，很高兴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工作，将上百个黄包从门厅移到隔壁堆起来。

我们站在那里，又有两个人走了过来。

“就放这儿。”

我俩异口同声说，指着我们码沙袋护墙的地方。

然后，我俩彼此满意地点点头，走开进了博物馆。

首都展览馆很好。

澳大利亚的这些东西大多这样。

建筑并不大，但很好地表现了堪培拉的历史和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