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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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6页）

今天，澳大利亚人跻身地球上的葡萄酒达人之列，但这个进步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

人们常说的一个故事是英国葡萄酒专家莱恩·埃文斯于20世纪50年代到澳大利亚，在乡村旅馆里叫一杯葡萄酒的遭遇。

旅馆老板眯着眼睛瞅了他好一会儿，问道：“那个什么，是指某种酒精浓度吗？”

就算现在，巴罗莎谷出名的那些葡萄酒——霞多丽、赤霞珠和西拉——也都是新近的产品。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政府付钱给种植户拔掉西拉葡萄，改种又黏又甜的雷司令葡萄。

我从来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来自更加繁荣的市场那一端的旅游者这么迷恋葡萄产区。

可以想见，他们不会想去看成为利昂·比恩宽松长裤之前的棉花，也不会想去看从鲟鱼身上掏鱼子酱，但是给他们一幅葡萄藤蔓的背景，他们就想着自己找到天堂了。

说归说，巴罗莎谷有着惊人的魅力，特别是你在孤寂边远的斯特尔特公路上耗了两三天之后。

我在塔南达过夜，这是个旅游设施不错的漂亮小镇，主要沿一条非常长的街道而建，树木枝繁叶茂，妩媚地掩映着街道。

想着它也算个热门旅游地，又有日耳曼渊源，我还真担心塔南达就此被主题化了呢，但除了一两间饭馆儿的招牌里有“豪斯”

字样，商店橱窗里零散地提到德国香肠之外，万幸这里几乎没有要刨一刨祖产的架势。

这天正是全国性重要节日国庆节的前夜，塔南达纷纷扰扰，到处是到此小憩的人们。

我花了些力气，找到个房间，然后去主街游**，算是饭前溜达一下。

街上人多，都像我一样，要打发在商店打烊与合宜开始喝酒的那一刻之间无所事事的光阴。

我走在他们中间，回归文明世界很是美滋滋——美就美在可以偷听别人的谈话，而且这谈话里不再有什么剪羊毛前用的浴羊药液啦，性能不稳定的机器啦，新挖的井啦，或者开荒啦（还有茬子、坑儿、水泵和树墩，我越想越来劲儿）。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知道，我脚踏着“雅皮士之乡”

的土地。

大多数人都忙着辨别商店橱窗里的各种物什，它们看起来都像熟人的东西，这是中产阶级的有趣消遣。

不管我走在哪里，都能听到某人在说：“哦，看哪，莎拉有个跟这一模一样的碗。”

或者：“你妈曾有一套这个样子的茶具。

不知道那茶具现在怎样了。

你没想到她把它给了萨曼莎吧，是不是？”

一些夫妻把这游戏玩得稍稍劲爆一点儿，要附加上一些议论，比如：“不，被你打破的那个要漂亮多了”

和“哦哟，如果她真把它给了萨曼莎，我可要气死了，实话说了吧，她答应给我的呀。

你得跟她说说。”

我猜，大老远开车到这里，很想来上一杯的都是这种人。

要不呢，大概就是傻帽儿了。

我喜欢塔南达，那天傍晚过得非常愉快，只不过真是什么特别的或者说重大的事情都没发生，所以我就给你讲个小故事，那是一位名叫凯瑟琳·维奇的可爱女子说给我听的。

凯瑟琳·维奇是我在澳大利亚的老熟人，两层意思哦，她是我在那里的第一个好友，而且她的年纪差不多可以当我老妈。

初遇她是在1992年墨尔本作家节上。

我记不得当时情况了，好像是某次读书会后吧，她走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指出我某本书里的文字里犯下的某个错误——她有学究气，看不得马虎大意——要不然呢就是来教化我，因为我在问答环节贸然地评述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某个方面。

结果，我俩在自助餐厅喝了杯茶，次日我又坐有轨电车去她在圣基尔达的家里吃午饭，见了她家的一干人等。

她孩子多得好像自己都搞不清楚具体数目了，他们都大了，不在家里住了，可那天下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却在不同的时点上了门，借个工具啦，查个留言啦，扎进冰箱搜罗吃的啦。

我一直以来就渴望成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啊——快乐，舒适，有点儿小乱，四处吵吵的，说的是“试试在楼梯顶上的橱子里找找”

之类的事儿。

我非常喜欢凯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