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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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7页）

她和善，风趣，有思想，而且率直。

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尽管这段友谊几乎完全依靠通信维持。

她从来没有到过美国，如果我运气好则每年去一次澳大利亚，还不是趟趟都会到墨尔本，但每年有三四回吧，她会给我寄来从一台老掉牙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邮件。

信长长的，东拉西扯，写得很精彩。

这些信大多一个小时读不完。

简简单单一页纸，能涵盖一大串主题——她在阿德莱德的童年，某些政客（实际上是大多数政客）的不足，为什么澳大利亚人缺乏自信，她的孩子们在忙点啥。

一般来说，她还会粘上墨尔本当地报纸《世纪报》的一沓剪报。

有关澳大利亚的很多知识，我都是从她那里学来的。

我极爱这些信件。

它们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仅仅拿到寄自澳大利亚的信封，对我而言，仍旧是件透着一丝奇妙劲儿的大事——所谈的经历，在她那儿是司空见惯的，在我这里却有着令人怦然心动的异国情调：坐有轨电车进城，12月遭遇热浪，去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参加讲座，在当地的大商场大卫·琼斯买窗帘。

我没法解释清楚，只能这样说吧，在不放弃现有生活的任意部分的前提下，我强烈地想要将所有这一切纳入我的生活之中。

于是，较之其他东西，正是通过她的信件，我愈发强化了自己对澳大利亚的那种固执型偏爱。

她的信总是喜气洋洋的，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尤其阳光灿烂。

她和丈夫约翰打算卖掉圣基尔达的房子，搬去墨尔本南面的摩宁顿半岛，要到大海边去过优雅舒适的退休生活，实现长久以来的夙愿。

她刚寄出这封信，就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这让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大为震惊。

现在，我原本可以正在前往拜访她的途中，可我只能讲一讲她告诉我的众多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了。

20世纪50年代，凯瑟琳的一位朋友和她的小家庭搬进了一所房子，房子旁边有一块空地。

一天，建筑队来了，在空地上造房子。

凯瑟琳的朋友有个四岁的女儿，她很自然地对隔壁正在进行的建造活动产生了兴趣。

她在工地周边晃来晃去，最后建筑工人们都把她当作了幸运星。

他们跟她聊天，给她一点小小的工作做，到了周末，送她一个小小的工资袋，里面装着一枚亮闪闪的新的半克朗硬币。

她带着它回家，交给了妈妈，妈妈“哦哟哟”

地赞不绝口，提议他们第二天早上去银行把它存在她的账户上。

他们来到银行，出纳员一样很感动，问小姑娘是怎么赚到自己的工资的。

“这礼拜，我一直在造房子。”

她骄傲地回答。

“天啊!”

出纳员说，“那你下个礼拜还要造房子吗？”

“会的啦，只要我们弄到那些他妈的砖头就行。”

小女孩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