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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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页）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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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每逢周五晚上，只要父亲不在家（他经常这样，他是个写体育文章的，为了工作奔波很多），妈妈和我就约好了，我坐车去城里见她（她也在当地报社干活），我们一起去主教之家自助餐厅吃饭，然后再看一场电影。

我不想说妈妈在选片问题上辜负了我对她的信任，可就是奇怪，我喜欢的电影总归刚刚下档，我们最终老看那些谋杀呀，爱情呀，背叛呀的电影，主演常常是杰夫·钱德勒[17]。

我妈妈对他有着古怪的景仰之情，而他通常出演的角色总要求他在大部分时间里露着胸脯肉儿。

“哦，”

她啧啧地说，是一副与我一同懊恼的腔调，“《海底两万里》刚刚放完啊。

不过奥芬剧院有杰夫·钱德勒的新片《驯欲记》。

我们去看，好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随着时光流逝，这些影片在我的记忆里已模糊成了一团，还是它们本来就全都一模一样，可它们似乎总有些相同的元素——冗长的对话，和拉娜·特纳或其他冷面的金发碧眼美人搂搂抱抱，偶然打一枪，结果就有人捂紧了肚子，跌跌撞撞走两步，渗出令人大失所望的几滴小血。

再就是钱德勒的角色，常常被摆在快艇上，要么就是救生员，站得笔挺，只穿游泳裤（甚至不用看银幕，你就能判断哪些是游泳裤镜头，因为我妈会立刻起兴头，开始猛吮她的柠檬味硬糖）。

如果没有杰夫·钱德勒的片子——有时候很神奇，他居然还有几个礼拜没新片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看点其他了。

这样，就在那个礼拜，我大约九岁的时候吧，我们去看了《夕阳西下》，由罗伯特·米彻姆和黛博拉·蔻儿主演的彩色史诗片，讲一对吵吵闹闹、不屈不挠的可爱夫妇在澳大利亚灌木林中谋生的故事。

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令人难忘的电影，不仅仅是因为罗伯特·米彻姆把澳洲口音模仿得活灵活现，还因为它讲的是澳大利亚的故事，用好莱坞的话说，这就令它与众不同了。

事过近四十年，我记不得多少电影中的细节了，只记得米彻姆和蔻儿醒过来就赶着大群的绵羊，接二连三地与澳大利亚生活中的灾难险情战斗——林区大火、尘暴、干旱、蝗灾，还有出现最多的酒吧打架事件。

澳大利亚很热，这一点也很明确：米彻姆不先摘掉顶灰扑扑的帽子，再用前臂抹一下眉毛就绝不开口说话。

由于我的人生计划（就算那时候我才九岁）是成年之后开着敞篷的运动型跑车周游欧洲，身边坐着珍·茜宝[18]，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有趣指数为零，此后三十年都懒得去想它。

这样，当我最终第一次动身前往南半球，参加1992年墨尔本作家节的时候，我真是震惊于眼前所见啊。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站在墨尔本市中心的科林斯大街，初来乍到，身上还带着一股空乘人员在飞机降落前喷在飞机上的杀虫剂味道（可能还湿漉漉的哪），看着匆匆行过的有轨电车与乱纷纷的人流，想：“老天啊，这里有一个国家。”

仿佛我私下里发现了生命，就在另一个星球，或者一个并行的宇宙。

第一眼，那儿的生命似曾相识，可它们又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我都没办法向你形容那种兴奋。

如果说那些年我有对澳大利亚产生过某些期许的话，那我把它想象成了类似南加州的样子，一个永远有阳光的地方，一种喜洋洋的枯燥海滩生活方式，但有一点点英国气——又打板球又看海，我就是这么想的。

可眼前与想象完全不同。

墨尔本安逸祥和的氛围更像欧陆，而非北美，而且这里下雨，下了整整一个礼拜的雨，这非常讨我喜欢，因为它完全出乎了我的预料。

而且，这可是关键处，我以一种自己始料未及的方式爱上了它，单刀直入，不含糊，不迟疑。

我认为这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美国待了半辈子，又在英国待了半辈子，而澳大利亚正好就是两者的有趣结合。

它随意，活泼——不矜持，对外乡人不一惊一乍——感觉非常美国，不过却搭着英国的架子。

澳大利亚人乐观，不拘礼节，乍看之下像美国人，但他们靠左行驶，喝茶叶，打板球，公共场所摆着维多利亚女王像，小朋友的学校制服只有大不列颠子民才会面无愧色地穿上身的样式。

这让我浑身舒坦。

立刻，我敏锐地发觉自己对这个地方知之甚少，而且居然还挺高兴自己无知。

我不知道他们的报纸、大学、海滩和郊区都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和民间的成就，还区分不出警察和邮差。

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叫咖啡。

似乎你得明确长度（主要分长和短）、颜色（黑或白），甚至还有与垂线所成的夹角（平还是不平），这些词汇组合使用，就有了多样的排列方式——“长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