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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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2页）

“短黑”

，甚至还有“长短黑”

。

我高高兴兴地试验了不少时日，发现自己最喜欢“平白”

。

那一刻真是幸福之巅呢。

由于我在作家节上的公务很少很少——上台讲一两次话，再被闪光灯扫两下子——我有空在城市中徜徉，而且我带着最大的热忱去逛了，顺耳偷听市井闲话，坐在咖啡馆里与各种早报和半打饮料（我还在尝试阶段）为伴，把两者均饕餮一番，看商标、看板和商店橱窗里的牌子，出口问些彻头彻尾的老外问题：“打扰，杰基豪（JackyHowe）是啥？诺口（norks）是啥？澳客（ocker）是啥？[19]”

我喜欢——现在还是喜欢——澳大利亚人说话，那种抑扬顿挫的节奏，那种不经意的直截了当看待世界的方式。

在某个小奖项颁奖礼的招待会上——东吉普斯兰地区青年农民新秀小说奖之类的吧，我去参加纯粹是因为我乐意受邀参加任何活动，还因为他们保证会有鸡尾酒供应——我正和自己出版商的两位女性宣传人员站在一起，某位显然自恋的大人物翩翩然地进来了。

“哦，看呀，是布鲁斯·闪光光先生喏，”

一个人说，然后冷冷地带着高度浓缩的不屑添了一句，“他要去开信封啦。”

另一个人给我讲了他的一位英国朋友的故事。

这位朋友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途中，空姐夹给他一块热毛巾，用了之后发现，毛巾是冷的。

于是，他跟她说了——不是投诉，只因为他以为她也许愿意给毛巾再加加温。

空姐转身看着他，甜甜地笑着，只带细细的一缕挖苦，说道：“哟，你干吗不在毛巾上面坐一会儿？那就暖了嘛。”

一听这个故事，我就知道自己更喜欢这个地方了。

我还在自己喜欢的大陆上奋勇直前呢。

由于我初见的是墨尔本，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奴性的依恋。

要到墨尔本了，我还是有种莫名的兴奋——不是你常听人表达的那种情绪，而是——开着车经过中心商务区的浮华高楼，有一种归家的滋味儿。

那边是我住过的第一家澳大利亚旅馆，那边是我尝试的第一家咖啡店，那边是远近驰名的墨尔本板球场，我曾在里面稀里糊涂地欢度了三个钟头，看了一场澳式橄榄球赛，吃了平生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二十四肉饼”

（“黑鹩哥做的，如假包换[20]”

，卖家恶作剧式地跟我开着玩笑打包票）。

如果言必有其义，那我要说，这里就是我在澳大利亚的家。

大部分人（当我说“大部分人”

的时候，我无疑指的是初到此地的我自己）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意识到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城市。

虽然近一个世纪，悉尼比它稍大了那么一点儿（墨尔本目前人口三百五十万，悉尼则有四百万），墨尔本直到不久之前还是各项活动的中心，在金融和文化领域尤其如此。

悉尼为了心理平衡，编了些刻薄玩笑，拿墨尔本貌似的缺乏活力开心，大多都很出彩，比如：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活着，还有一个在墨尔本。

这些年，悉尼编派墨尔本，还万事抢在它的前头，这自然让墨尔本人有点难以接受。

两个城市之间相对地位转化的最好例子莫过于1956年的奥运会选在墨尔本召开，而2000年，奥运会到了悉尼。

如今，这成了大势所趋。

1956年，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司中有五十家将总部设在墨尔本，而悉尼只有三十七家。

今天，这个比例基本上就是掉了个头。

在上一代，跨国公司一般选择墨尔本作为澳大利亚总部；今天，超过三分之二挑中悉尼。

墨尔本还有更屈辱的呢，它眼中的悉尼只有——怎么说呢——日间电视的那点智性，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悉尼大肆窃取其文化领袖地位，包括出版、时尚、电影电视以及所有表演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