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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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1页）

当然，也非尽善尽美。

在殖民的热潮中，某些移民的接纳缺乏深思熟虑，结果事与愿违。

1947年到1967年间，诸如救世军、巴那多思儿童福利会和基督教兄弟会这样的儿童福利组织移送了英国孤儿院中至少上万的儿童，许多年纪小到仅有四岁。

其动机出自真真切切的无私之心——人们觉得，孩子们在一个温暖的、阳光灿烂的、需要劳动力的国家能有机会过上好一些的生活——但执行起来，却常有欠细致周全。

兄弟姐妹往往被分开，从此再不相见，而且很多孩子基本上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没有一点儿概念。

在《帝国孤儿》一书中，作者艾伦·吉尔记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看见集合点的标牌上写着“Barnardo’sparty”

（巴那多思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以为“party”

就是蛋糕和冰激凌。

另一个孩子在船开出泰晤士河的时候问，他们是不是还赶得上回家喝下午茶。

其他故事也大同小异，一样辛酸。

还有那很可耻的白澳政策，它允许移民官使用要求“不受欢迎的人”

通过官方选择的任意欧洲语言（包括一个著名的苏格兰盖尔语案例）读写能力测试的方式阻止其入境，也可以一下狠心就驱逐非白种人。

20世纪50年代初，主管移民的长官亚瑟·考威尔想要遣返一名印尼裔寡妇和她八个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孩子。

如果说澳大利亚人还有一项光芒四射的美德，那就是信仰“公平”

——基本的公义感——这件案子引发了抗议。

法庭叫考威尔面对现实，这个排他政策不近人情的一面即刻开始瓦解。

大约到了1970年，澳大利亚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至少在地理上是个亚洲国家，而非欧洲国家，肤色筑起的栅栏倒掉了，放进了数十万的本地区移民。

今天，澳大利亚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

悉尼三分之一的人出生在他国；在墨尔本，四大姓氏是史密斯、布朗、琼斯和阮。

从全国来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父母双方的血脉中均无英国先祖。

对几百万人来说，这真是个新生的机会——基本上是慷慨的赠予和感激的接纳。

仅仅一代人，澳大利亚就重塑了自己。

它从一个遭人遗忘的大不列颠前哨，乡气、无聊、文化不独立，转变为一个国家，老练了，自信了，有趣了，放眼世界了。

大体上说，它实现这一切并没有经历冲突、混乱或严重的失误——常常还带着一种优雅的风度。

事有凑巧，前几天夜里，我看了一部电视纪录片，讲20世纪50年代移民的事儿。

受访的人中有一位，十几岁时从暴乱后的匈牙利来到澳大利亚。

在这个国家的第一天，他按照指示去了当地的警局，用结巴的英语说明自己是个新移民，被通知来登记地址。

警官瞪眼看了他一会儿，从座位上站起来，绕到桌子这边。

匈牙利人回忆道，他蒙了，以为警察要打他，可谁知警官一下子伸出粗大的手来，热情地说：“欢迎到澳大利亚，孩子。”

匈牙利人至今回想此事都惊叹不止。

说完之后，他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