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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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10页）

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数百万外国人成为澳大利亚人，很奇怪，澳大利亚人也是同样的命运。

我这才学到，1949年之前根本没有澳大利亚国籍这回事情。

生在澳大利亚的人，在技术层面上，不是澳大利亚人，而是大不列颠人——仿佛他们来自康沃尔郡或苏格兰似的，是个英国人。

他们效忠王国，英国人要打仗，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出发，为女王战死在海外的沙场。

在学校，他们学习英国历史、地理和经济，勤奋刻苦的劲头仿佛从小在利物浦或曼彻斯特长大。

我记得凯瑟琳·维奇曾在一封信中给我讲过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场景：20世纪30年代，一群学生坐在阿德莱德的教室里，看着窗外花开红艳艳的特洛皮树和一群群的笑翠鸟，学着苏格兰高山有多高，东英吉利的大麦产量有多少。

澳大利亚人并非不明白这种状况之荒谬，但英国是他们的全部。

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曾这样写道：“我这代的澳大利亚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长大。

在迈出国门之前，我们从没见过一幢漂亮的建筑，几乎从没听人说过一种外来的语言，没看过一场演绎出色的戏剧，没吃过一顿有些讲究的精致饭菜，没听过一场好的音乐会。”

最古怪的是，千百万的澳大利亚人，尽管其中大部分从没离开过这个国家，一辈子都奇怪而坚定地把英国视作家乡。

直到晚近如1957年的内维尔·舒特的小说《在海滩上》，书中一场核战争导致澳大利亚成了地球上最后有人居住的地方，作者还让他的澳大利亚女主角悲叹：“我原打算三月回家去，去伦敦。

打算了好多年的……真是太不公平了。”

她用“家”

指代了一个她从没见过，也再也见不到的国家。

但就连舒特也写道，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很大的改变。

二战时期，英国在缅甸和新加坡陷落之后撤出远东，突然弃澳大利亚于孤立的危险之下，它就此挨了一记闷棍。

同时，温斯顿·丘吉尔这个既傲慢又魅力十足的男人要求澳大利亚的军事长官带部队转战印度——也就是，抛妻弃子，为更重要的帝国利益去战斗。

澳大利亚人决定不干。

他们留了下来，进行了后卫战斗，努力阻止日本人越过新几内亚。

出了澳大利亚，没多少人意识到日本人逼近到了何种程度。

他们夺取了所罗门群岛的大部分和新几内亚的许多土地，就在北方，仿佛做好了入侵的准备。

澳大利亚军队知道已到绝境，制订了计划退缩至东南一隅，牺牲了几乎整块大陆，只希望守住主要城市。

这不过是一个拖延战术罢了。

幸运的是，美国海军在中途岛得胜，战斗的大潮移向他方，澳大利亚暂时获得了解救。

澳大利亚逃过一劫，却留下两道伤疤——一是明白了不能指望英国在危急时来解救它，二是面对北方众多局势不稳的国家，感觉到自身极度脆弱。

这两点在战后岁月里深深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处世态度——现在亦是如此。

澳大利亚被一种信仰攫住了，它必须殖民，否则就完蛋——如果它不利用所有空地，填满所有这些空旷的空间，那外人就要代他们把这事儿干了。

于是战后，澳大利亚打开国门。

在1945年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人口飙升，从七百万一直涨到一千八百万。

单靠英国供给不了需要的人口数量，于是他们欢迎全欧洲的人，战后那几年尤其喜欢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这使得这个国家更加海纳百川，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

突然之间，澳大利亚满是喜欢红酒、上等咖啡、橄榄和茄子的人，人们发现意面不一定非要是鲜艳的橘色，也并不一定是装在罐头里的。

生活的基础和节奏整个改变了。

各处都建立好邻居会社帮助移民安居乐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提供的英语课程受到了万人追捧。

到1970年，澳大利亚可以自吹有了两百五十万的“新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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