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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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第3页）

原住民显然花了些力气，将贝壳从海滩运过来——有一个贝壳丘估计有三万三千立方米——他们要保持极长一段时间，每一例都至少有八百年。

他们为何这么不厌其烦？没人知道。

几乎从各方面看，他们都好像是在遵守某种不同的习俗。

有几个欧洲人——比较明显的是，沃特金·坦奇和詹姆斯·库克——同情地看待原住民。

在《奋进号日志》中，库克写道：“对于某些人，他们看上去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们，可现实中他们比我们欧洲人快乐得多。

他们生活在一片安宁中，不受条件不均的打扰：土地和大海主动为它们提供了生活所有的必需品……他们似乎对我们给予的任何东西，都不设定价值，也不会离开任何他们所有的东西。”

在别处，他略带辛酸地补充，“他们似乎想要的，只是让我们离开。”

不幸的是，少有其他人如此开明。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原住民不过是某些挡路的玩意儿——“一种自然界的危害”

，像科学家、自然历史学家提姆·富兰纳瑞形容的一样。

这有益于视原住民在本质上低于人类，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20世纪。

一直到了60年代早期，像约翰·皮革勒注意到的那样，昆士兰州学校用的教科书上将原住民比作“野蛮的丛林生物”

。

当他们不再低于人类时，他们基本不值得考虑。

在同一时期，斯蒂芬·罗伯茨（Stephes）教授写了一本厚厚的学术大部头，题为《一部澳大利亚的土地垦殖史》（AHistoryofAustralia），设法考察整个欧洲人的占领和替代期，而对原住民一次未提。

对原住民如此的边缘化，一直到1967年，联邦政府甚至没把他们算进国家的人口普查——也就是说，没把他们算作人。

多半由于这些原因，没人知道澳大利亚有多少原住民，直到英国人首次定下来。

最佳的估算表明，占领的初期，原住民的人口大约是三十万，尽管也可能是一百万这么多。

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的头一个世纪里，这些数据突降。

到了19世纪末，原住民的数量可能不超过五六万。

不得不说，这种减少大部分都是无心造成的。

原住民对欧洲疾病几乎没有抵抗力：天花、胸膜炎、梅毒，就连水痘和温和的流行感冒，也经常严重地削减原住民人口。

而在原住民逗留的地方，他们有时受到了最无情和蛮横的待遇。

在《驯养伟大的南部土地》（TamihLand）中威廉·J.莱恩斯详述了殖民者对原住民最骇人听闻的残酷例子——原住民被屠宰了喂狗；一个原住民女人不得不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死，然后被迫在脖子上挂着他被砍下的脑袋；另一个被追得上了树，被下面的来复枪子弹折磨。

“每一次被子弹打中，”

莱恩斯报告说，“她从树上扯下一些树叶，把它们戳进伤口，直到最后她一动不动地掉在地上。”

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么多恶行，是如何漫不经心地被社会各阶层实施着。

一位名叫梅尔维尔的游客，写了一段1839年塔斯马尼亚的历史，讲述了某一天他如何和一位“文雅的年轻绅士”

去猎袋鼠。

当他们绕上一处弯道，年轻绅士发现一棵倒了的树旁，有个蹲着的轮廓。

走过去研究，“发现不过是个原住民，”

惊讶的梅尔维尔写道，绅士端起枪口对准原住民的胸口，“当场把他打死了。”

这样的行为几乎从未被当作犯罪来处理——实际上有时甚至能得到官方的支持。

在1805年，为新南威尔士辩护的代理法官，大陆上最资深的司法人士，宣布原住民没有法庭诉讼要求的纪律和精神能力；与其用他们的怨恨烦扰法庭，殖民者得到指示追捕冒犯的原住民，并且“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

——在英国法律中找不到比这更像种族灭绝的鼓励了。

十五年后，我们的老朋友拉克伦·麦考里批准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地区的士兵，射杀任何超过六人以上的原住民群，哪怕这些人没有武器，目的完全单纯，哪怕这些人中有妇女小孩。

有时，在同情的托词之下，士兵给原住民提供下了毒的食物。

皮革勒从一段19世纪中期昆士兰州的政府报告中，引用了一段：“黑鬼（被给予）……某些非常惊人的东西，好让他们保持安静……口粮中包括足够的士的宁[32]，一个暴民也没能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