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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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第7页）

他看上去不高兴，仿佛这是一条我们不该往下走的路：“不，我恐怕没有，不总是有。”

“可如果你们不给这些孩子上课，因为家长帮不了他们，那么这些孩子，等他们变成家长，也不会有基本技巧了不是吗？”

“是，这是个问题。”

“那就永远这样下去？”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明白。”

我说，可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之后继续往小镇走。

我买了一份报纸，带着它去了托达步行街的一座露天咖啡座。

读了一两分钟，便发现自己在打量过路的人群。

周六逛街的人熙熙攘攘。

街上基本是澳大利亚白种人，也有原住民——没有很多，不过总在那儿，他们站在画面边缘，不引人注目，几乎总是沉默，事不关己。

白种人从不看原住民。

这两个种族似乎生活在分开且平行的宇宙里。

我感觉好像唯有自己能同时看见两群人。

这很奇怪。

原住民中大多数看上去像被殴打了一样。

许多人脸颊浮肿，仿佛踉跄走入了马蜂窝，近乎荒诞的是，很多人的小腿、手肘、前额或膝盖上有创可贴。

前一天，在斯特雷洛的展览上，有块牌子用心地强调了，最堕落的原住民正是那些在城镇里你能瞧见的。

这种说法，我猜，是通知像我这样的游客，不该以那些温和的、受了伤、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判断所有的原住民。

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奇怪又多管闲事，不过，这似乎暗示了原住民的生活有两种选择：待在原住民区，兴旺发达，或进城，落入赤贫和被抛弃的境地。

这让我想起著名内陆人物戴西·贝茨写的一句话，她1884年从爱尔兰来澳大利亚，多年来在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间生活研究。

1938年她出版《消逝的原住民》一书，其中写道：“澳大利亚原住民能经受自然的各种转变，残酷的干旱，凶猛的洪水，干渴的恐惧，被迫挨饿——却经受不住文明。”

在1938年那可能是同情和有见识的评价，可1999年，看见它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原住民的研究中心，实在令人沮丧。

不用聪明绝顶，你也能发现，原住民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大的失败。

几乎兴旺安康的所有指数——住院率、自杀率、儿童死亡率、监禁率、失业率，不管什么——原住民的数字比总人口的数字都要高二到二十倍。

据约翰·皮尔格[25]的调查结果，澳大利亚是唯一沙眼发生率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一种经常导致双目失明的细菌病害——而且几乎是原住民专有的疾病。

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澳大利亚白种人少二十年——二十年。

在凯恩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一位名叫吉姆·布鲁克斯的律师，他为原住民工作了许多年。

和阿伦坐上飞往达尔文的飞机前，我设法和他在城里见面喝了杯咖啡。

他是个沉着、随和，立刻让人喜爱的人，十分诚挚，正是它让他投入毕生的工作，为那些与社会脱离的人斗争，而不是待在堆满钱的私人事务所。

他在凯恩斯有一家原住民产权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原住民在社会工程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被偷走的一代”

——的人权委员会，他是成员之一。

这是政府的一项尝试，通过原住民孩子与家庭及社区物理上的分离，让他们脱离贫困和不利。

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但在1910年到1970年间，大约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从双亲身边带走，送往寄养家庭或国家培训中心。

这个设计——那时想得十分超前——为他们在白人世界里谋得一份更有益的生活。

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律机制使之生效得以完成。